孔子思想再阐释——以《论语》中的“远”为考察中心

孔子的思想体系建立在他对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个人三种关系的理解之上。"远"作为这三种关系的一种描述方式,在孔子思想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学界对《论语》中"远"关注较少,因而以"远"为线索梳理孔子思想不仅饶有趣味而且具有相当的理论意义。     

汉晋时期书籍的普及与东亚社会

古代中国的书写材料从竹简、木简转变为纸张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汉代以前,中国一直致力于推动书籍的普及,以简帛等为材料的书籍普及数量已不在少数。汉代随着学问的兴盛、读书层的扩大、学官制度和文书传递行政体系的日臻完善,社会对书籍的需求量剧增。东汉时期蔡侯纸的问世,标志着新形态书写材料的出现,也使纸张得以普及,使大量复制书籍成为可能。这种书写材料的变化,从社会大众的角度考虑,纸张在书写效率方面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因此,从南北朝时期以后,纸质书籍普及全国。东晋元兴元年(402)桓玄实施的法令意味着简帛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纸张的使用已经普遍化。这一结果更加促进了书肆的成立,市场上流通的不仅是经学类书籍,也包括通俗作品等多元化书籍,持续不断的需求和供给,以及囊括南北朝市场的规模扩大,都反映出文献的流通过程已经形成。另外,书籍的增加与流通的活跃,使得书籍的"外部"扩展成为可能,对东亚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文明对话语境中的《论语》公理化诠释

文明对话需要保持一定的宽容态度,维持文明的多样性。但是,"宽容"和"多样"不是文明对话的终极目标。为了避免文明对话成为表面的文化比较进而陷入文化相对主义和霸权主义,必须有超越性的前提。公理化方法是文明对话需要的超越性前提之一。从"中庸"出发的《论语》公理化诠释,不但体现了《论语》的精神实质,涵盖了《论语》的主要内容,而且符合"文明对话"的基本要求,是促进"文明对话"的有益尝试。     

关于《论语》的若干疑难问题阐析

《论语》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经典,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绝不亚于《圣经》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为了进一步深化对《论语》的研究,有若干疑难问题需作深入探讨,包括《论语》的编著者、《论语》的真谛、《论语》的核心思想、《论语》的疑难句等;认为《论语》主要是孔子的弟子有若和曾参的弟子们编纂而成,也包含了冉求、闵子骞的弟子编纂的一些内容;《论语》是一本政治哲学书,围绕着为人、为学、为政三位一体的内容展开;《论语》核心思想是"仁",包括体和用两个方面,仁之体为内心修养,仁之用为"仁民爱物"。     

试析《论语》向西方世界传播过程中的诠释精神

明末清初由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论语>被交流媒介--传教士逐步传往西方,因此,在早期的传播中,其最突出的诠释精神就是基督化倾向.后来,随着西方哲学家和汉学家对<论语>翻译与研究的深入,在其传播过程中又表现出另外两种比较突出的诠释精神,即怀疑精神和求实精神.     

《论语》就在每个人心中

在北京香山脚下．有一座四海孔子书院。前段时间有机会在那里参加了一个读书会，会上很荣幸地聆听了钱逊老先生的演讲——如何读《论语》。钱逊老先生是清华大学教授，对《论语》有很深的造诣，家学渊源深厚．父亲为国学大师钱穆。     

试探《论语》语境恢复法

读书分两种目的,或为修身（做人）而读书,或为治学（立业）而读书,相应有两种读法：为修身而读书当重在一个“悟”字,为治学而读书则当重在一个“懂”字。《论语》在记载、誊写、编纂各个环节造成了语境缺失,使读“懂”《论语》变得很困难,要读懂《论语》就要尽可能恢复《论语》的语境。其基本做法,就是根据《论语》章中所透露的信息（诸如人物、事件、时间、地点等）来追寻某言某事得以发生的场景,以追溯其言语背景。     

功能语境视域的《论语》歧义句语内翻译模式研究

语内翻译是典籍翻译过程中一个重要步骤,其对典籍歧义句的处理直接影响最终的翻译质量。在功能语境理论框架内,采用宏观功能语境分析和自下而上的具体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论语·学而篇》第8章“学则不固”的“固”字为例,对《论语》歧义句语内翻译进行研究,探讨可操作的翻译模式。研究发现在歧义句语内翻译过程中进行语境还原,有助消除词汇歧义;研究认为“学则不固”的“固”字应作“固陋”解译。      

从“最贴近的自然对等”看“君子”和“小人”的英译

《论语》作为一部儒家经典,不仅对中国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其进行直接英译或对其内容诠释已成 为近年来诸多学者对中国典籍青睐的一种时尚。因局限于译者视角或理解的断章取义,致使其对同一名词翻译也不尽相同。 本着英文翻译理念——“最贴近的自然对等”,并参据词汇对等,选取了《论语》中两个十分具有文化内涵的“君子”和“小人”进 行分析,梳理了两者的英译现状,同时指出了某些翻译的不足并尝试给出更合适的英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