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儒家经学著述形式的转变——关于义疏体裁的研究

儒家经学有章句、经注和义疏等著述形式,其中"义疏"体裁出现于西晋,在东晋中晚期之后渐趋盛行。令人遗憾的是,今人对于"疏"体的研究,较为薄弱,甚至有许多错误的看法和认识。其中较为典型的是认为儒家的义疏来源于佛教,并注意到义疏之学有"疏不驳注"的原则,以为这种原则意味着义疏之学缺乏创新精神。考察儒家义疏的起源,当早于佛教的义疏。至于南朝,儒、佛两家的义疏之学同时兴盛,相互影响,那种认为佛教义疏单向地影响儒学的见解,乃是片面的。而唐初学者所标榜的"疏不驳注",实为激烈的民族主义主张,这一主张的含义,是企图清除佛教对儒家义疏的影响,越过佛学而遥继经注之学。由此而论,有必要对中古经学的著述形式做认真的研究。     

从“以经解经”到“以意逆志”——张载经典诠释的原则及其意义

"以经解经"与"以意逆志"是张载经典诠释的两大基本原则。"以经解经"要求"观《诗》则不知有《书》,观《书》则不知有《诗》",亦即"观书必总其言而求作者之意",从而"合内外,平物我,自见道之大端";"以意逆志"则既要求从"文"、"辞"出发,同时又要"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并在对作者之意贯通性理解的基础上,由"文"以达"辞",又由"辞"以解"意";然后再通过"以意逆志"的方式,达到对作者"心"与"志"的直接把握。从"以经解经"到"以意逆志",就既表现出儒家经典含义之内在性与超越性的互补特征,同时也表现了其继承性与创新性统一的发展道路。

Abstract：

"Self-interpreting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undoing the goal with volition" are two essential principles of Zhang Zai s Classics Interpretation.The first principle requires one to forget The Book of History when reads The Book of Songs,and forgets the later when reads the former.This also means that when reading books the reader should collect the words and probe into their inwardness.The second principle requires that one should not misunderstand the real meaning out of diction,and not weaken the will o...     

《菩萨本缘经》撰集者和译者之考辨

三卷本《菩萨本缘经》题名为僧伽斯那撰、支谦译,但考察此经的著录和僧伽斯那的生平,可知该经的撰集者尚不能确定。通过对经中“地了”、“某甲”、“涅槃”、“摩睺罗伽”、“阿修罗”、“颇梨”等词语以及疑问副词“将非”、疑问语气词“耶”和“乎”、被动句等语法现象的考证,得知该经的翻译者不可能是支谦。此外,该经独特的外在结构也使其在形式上与支谦所有可靠译经有明显区别。综合文献学、语言学、文体结构特点三方面的论证得出如下结论:《菩萨本缘经》的撰集者目前尚无法确知,译者不可能是支谦,其翻译年代应晚于三国时期,可能在西晋之后。     

明清之际中国伊斯兰教经学经师苏非思想探析——以《经学系传谱》为视点

明清之际,从中西亚来华的伊斯兰教传教师对回族经堂经师的宗教学理有较大影响。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苏非思想所占比重较大,这种思想经过经师的承传,影响遍及大江南北。这种全局性的、长期的影响贯穿了中国格迪目和苏非门宦伊斯兰教经学教育的始终。记录中国早期经堂教育弥足珍贵的《经学系传谱》中就有大量的苏非式神秘事迹。     

女人的美貌其实很恐怖

有一年,我在福州大学科学报告厅作演讲,演讲接近尾声时,照例留下一点时间回答问题。递上来的纸条很多,其中一张上这样写着:"读书使人变得充实,这好像并不中肯。生活中好像缺少了什么,你对大学生谈恋爱怎么看?"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爱情的渴望,而我感觉,对这个问题我难以圆满地回答。思考一下后,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尽可     

壮族家庭伦理解析——循《布洛陀经诗》思想之流而展开

《布洛陀经诗》不仅是壮族麼教的一部经典代表,更是壮族传统文化的"百科全书"。经诗中所蕴含的伦理道德既来之于壮族人民的实践又渗透并指导着壮族人民的方方面面,它集中体现在解决以亲情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冤仇上。笔者试图通过对壮族家庭伦理特质和伦理原则的挖掘,突出"家和万事兴"是壮族人民家庭和社会观念中最重要的主题及其现实价值与意义。     

论《春秋》经传中的南北燕

《春秋》经记载燕国三传相同的有六次,前两次为南燕,后四次为北燕,《左传》多一次记载北燕;传文记载的燕国,《左传》有三种情况,《榖梁》全为北燕。考察与北燕相关的在周王室世代为王卿士的召氏家族,可知其子孙代代承袭职位不绝,是周王室有重要影响力的家族之一,其存在默认了北燕和周王室的关系。南燕可反衬出,北燕是西周分封的重要诸侯国,为周宗室国家,始封君召公功勋卓著,虽地处偏远为山戎所隔,仍为诸夏世界所认可。     

许慎、郑玄的五经总义类著作及其意义

因为文献传承的不一致与家法的分立,汉代经学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对同一部经典的不同解读。故而官方政权和学术领域,都有了统一异义的需求。许慎、郑玄两位大家又对五经异义展开论辩,并形成了《五经异义》、《驳许慎五经异义》两部文献。此外郑玄又有关于六经大义的综合性立论著作《六艺论》。这三部书是东汉时期五经总义类著作的重要文献,对了解这一种重要的经学著作的体例和东汉经学由专经向贯通的发展趋向,都有重要意义。     

日本古写经与《大灌顶经》研究

《大灌顶经》是南北朝时期中国僧人撰述的经典,亦即所谓疑伪经.日本古写经中的《清净法行经》和《毗罗三昧经》为《大灌顶经》的证伪提供了新的证据.而兴圣寺写经《大灌顶经》卷一前之所以抄《灌顶度星招魂断绝复连经》(《度星经》),是出于与《大灌顶经》佛教仪式互补的需要.     

格义：辜鸿铭对儒经的文化翻译

格义源自我国最初的佛经翻译,是两种不同文化会通初期的有效途径。我国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初期,辜鸿铭采用西方文化格义东方文化,对儒家典籍进行了文化翻译,在西方社会获得成功。然而格义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势必会导致译文对原文的失真。在当今的文化交流形势下,辜鸿铭的儒经格义翻译带给当代文化译介的启示是坚持翻译的“陌生化”,保留异域文化的特色,保持文化的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