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鼓歌心理调适功能的现代社会价值——以清江流域土家族长阳丧鼓歌为个案

丧鼓歌的心理调适功能的探讨更注重研究文化事象和模式的主体———人,以及活跃于其中的生命的生活过程,更愿意转向生生不已的现实人生,使它在现代社会中充满活力,其心理调适功能在现代社会中有一定的价值。     

浅谈墨子的“节葬”伦理思想

墨子是战国时期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作为小生产者阶层的代言人,墨子反对儒家提出的“厚葬久丧”的理论,转而复古,采用夏朝政策,提出节葬简丧的思想。墨子劝说王公贵族对复杂的丧礼仪式尽量简化,陪葬品尽量节省,避免对生者的生产和生活造成负担。“节葬”与“兼爱”、“尚贤”、“节用”、“非攻”、“非乐”等共同构成了墨子的伦理思想体系,体现出墨子代表的整个阶层对于和平与幸福生活的追求。“节葬”思想具有独树一帜的进步性和现代意义,同时也有其自身的阶级局限性,最终流于空想,难以施行。     

子夏孔门求学三事考辨

子夏孔门求学事迹,《礼记》、《说苑》、《孔子家语》等多有记述,但说法不一,时间地点不明,真相难辨。究其实,子夏于鲁哀公七年出任卫国行人,车有盖是公务需要;孔子不"借盖"是知其贫无二盖,担心影响其公务。子夏"短于财"而非"吝于财"。子夏丧亲在哀公九年,服丧期间研读《尚书》,为免遭赵简子报复而"使民未有闻焉"。子夏哀公十四年受孔子委派赴洛邑"求周《史记》",过卫遇"读史记者"纠正"亥豕之讹",并非"返魏"。     

执政党丧权失政之警示

苏东自发生剧变至今,已有10年之久,及时总结经验,吸取他们丧失政权、失去执政地位的教训,给我们许多重要启示,值得引起我们的深思:背弃指导思想,导致思想混乱;破坏组织原则,丧失执政地位;改革出现失误,失去人民支持;党内腐败滋生,丧失群众基础,势必造成丧权失政,国家分裂。     

敦煌丧葬仪式与丧俗文关系探究

敦煌文献中保存了大量丧俗文,详细记载了古代敦煌丧葬习俗,可弥补历史文献记载的不足。从保存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出,敦煌丧葬仪式大致分为临终、停丧、吊丧、入殓、出殡、下葬和斋祭七个步骤,同时因为仪程的需要,都会有相应的祭文、斋文等丧俗文学作品产生,且不同的丧葬仪程对各类丧俗文的结构模式和文体风格有重大影响。     

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丧祭礼俗——以《海行总载》中的记录为例

在《海行总载》中,朝鲜通信使记录了日本江户时代的丧祭礼俗.受佛教薄葬观念和轮回转世思想的影响,日本社会普遍实行佛教火葬,对逝亲实行超度追荐仪式,对共同祖先神、自然神、英雄神则实行神道教祭祀,而对神的祭祀重于对逝亲的追荐.朝鲜通信使认为这样的习俗不符合儒家丧祭理念,因此予以了全面的否定,进而认为日本人是无君亲、悖礼无识之民,日本是“禽兽之域”,其原因则是统治者的失教和性理学不畅其道.这种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主观评判,体现了朝鲜通信使面对异质文化时的封闭性价值体认和对自身文化优越性的自信.     

论“三年之丧”在晋唐间的演变?

“三年之丧”的古礼在晋唐之间曾发生过重大变迁。在皇家服丧方面,晋唐间,“三年之丧”从“心丧三年”发展成了“以日易月”,但这里的“以日易月”与汉魏时期的已经有着重大差别。在社会上,“三年之丧”逐渐受到各阶层认可,并被朝廷以立法形式予以支持。以上变迁与当时的政治文化关系密切。     

鄂西土家族跳丧习俗的文化意蕴

跳丧是流传于鄂西土家族地区的一种丧葬仪典。它传承了土家族的原始宗教信仰;表达了土家人乐观的生命意识;展现了土家人炽热的情爱生活。     

对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反思

第三人利益的保护是各国民事诉讼普遍关注的内容。考察相关国家的类似制度我们发现,我国2012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增设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存在着体例安排不合理、主体适用范围受限及与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并存设计不合理等问题。而较理想的设计是将第三人撤销之诉置于再审程序之后,以突出其特殊救济的功能;对第三人应作广义的理解,即案外第三人;鉴于案外人申请再审与第三人撤销之诉存在着功能上的重复,故保留第三人撤销之诉即可。     

地震对丧亲青少年的心理影响及其心理援助

5·12汶川大地震使很多青少年失去了亲人,也使他们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伤害,并在性格、情绪、情感和行为上都出现了一些异常变化.通过进行生命教育等方式帮助他们重塑积极性格,尽快恢复复原的能力,重新建立归属感、控制感,是震后对丧亲青少年进行心理援助的重要内容;而完善震后心理援助体系,建立可以协调运作的社会支持系统,并制定相应的监督保障政策法规,注意本地志愿者的培训工作,则是保证心理援助长期化、专业化、本土化发展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