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人又害己：一个短信诈骗手的心灵悔悟

“为庆祝本公司成立10周年，特举行抽奖活动，您有幸被抽中一等奖……”“您的银行卡在XX商场消费了10万元，现已透支，请迅速与银行联系，联系电话是……”类似这样的短信，你收到过吗？面对这样的短信，你是信还是不信？     

取消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对司法实践的影响

笔者在《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取消论》一文中曾提出受贿罪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及公众对廉洁性的信赖的观点,据此得出,“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必备要件的取消是受贿罪客体的必然要求。取消这一要件将会增强法条的可操作性、明确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而且不会产生有些学者所顾虑的与馈赠、诈骗行为无法区分的消极影响。     

金融诈骗犯罪数额及犯罪形态问题研究

金融诈骗犯罪是数额犯,其犯罪数额对本类犯罪的定罪量刑具有重要意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对本类犯罪“数额较大”的标准各有不同解释,而这些解释并不符合立法精神,且有悖于刑法理论。刑法典所规定的“数额较大”。既可理解为非法所得的实际数额,也可理解为行为人主观上所预期的数额,但两者在定罪量刑中的定义不同。前者是认定犯罪的完成形态与未完成形态的标志,后者是区别罪与非罪的标志。     

殊途同归:民、刑法律对欺诈行为评价的差异与融合

不论是民法中的法律行为制度还是侵权行为法甚至是刑法,都对欺诈这一客观行为进行相应的法律评价.民法中将其称为欺诈行为,刑法中将其称为诈骗行为.法律行为制度关于意思表示行为效力的规定应当起到对各类虚假表示人束以合同法拘束力并保护受欺诈人意思自由的作用;侵权行为法上的规定则着眼于令欺诈人承担赔偿责任,弥补受害人的实际损失;至于刑法制度则偏重于对情节严重的欺诈行为施以惩罚性制裁.民法法律行为制度与刑事法律制度对行为的评价表现为效力性评价与违法性评价.而同时,效力性评价并不影响违法性评价,民法上被评价为有效的行为并不影响其被刑法评价为犯罪行为.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的电信诈骗犯罪打击对策研究

在电信诈骗犯罪日益增多以及犯罪手段智能化的背景下,为了增强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效果,对社会网络分析法在打击电信诈骗犯罪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电信诈骗犯罪团伙的组织结构和层次,挖掘电信诈骗犯罪团伙的核心成员和重要中介者,缩小电信诈骗犯罪的侦查范围,选择电信诈骗犯罪的侦查突破口,推断电信诈骗犯罪团伙的作案模式是行之有效的。同时提出当前反电信诈骗工作需要注重情报的搜集与处理,抑制犯罪团伙网络的不断扩张,打击合作网络中的特征节点,破坏小团体之间的连接等具体对策。     

电信诈骗犯罪成因及治理研究

近年来,我国电信诈骗犯罪迅速发展蔓延,案件数量逐年攀升,犯罪人利用电话、网络等工具编造虚假信息,骗取钱财。电信诈骗犯罪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各不相同,其成因主要受犯罪成本低、电信监管漏洞、被害群体比较固定、被害人的性格特征明显等因素影响。针对电信诈骗犯罪的成因,遏制电信诈骗犯罪可以从刑法规制和社会综合治理两个方面入手,齐头并进、双管齐下,有效打击电信诈骗犯罪、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权。     

两岸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的演变规律与打击机制的完善

正确认识两岸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的演变规律、及时完善犯罪的打击机制,对于遏制此类犯罪的高发态势具有关键意义。作为电信诈骗犯罪的一种表现形式,两岸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经历了台湾-跨海峡两岸-第三国(或地区)的发展演变历程。此外,两岸跨境电信诈骗犯罪还具有组织形态与行为特征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犯罪职业化、动态变化性与结构多样性以及打击难度不断增大等现实特点和发展趋势。对此,应当以《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为立足点,从联络管道、情报交流、协助取证、人员遣返、罪赃移交等方面丰富和完善两岸跨境电信诈骗犯罪的打击机制。     

论信用卡诈骗罪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信用卡作为基本金融工具和支付手段已经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作为一种非现金支付的交易工具,信用卡对我们的消费习惯产生深刻影响。然而伴随着我国信用卡事业的不断发展,信用卡业务存在的一些风险也逐渐显现出来,信用卡诈骗就是其中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重点阐述在实务中界定信用卡诈骗罪的可用标准与完善建议,以期更好地规范实务中对信用卡诈骗罪的预防与定罪。     

诈骗罪若干问题探究

本文探讨诈骗罪的犯罪目的和犯罪客观方面两个问题，分析了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的含义，以及刑法上“占有”与民法上“占有”的质的差别，指出了诈骗罪客观方面的若干种特殊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