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谐社会语境下中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中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构建的目的之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法律不能过分地落后于社会实践,尽快构建中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已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中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构建具有极大的针对性,最直接的现实需求是大量公共利益被侵害而得不到司法救济。中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构建的现实设想主要在于原告资格、受案范围、启动程序、举证责任、诉讼费用。     

清代"兄弟争产"诉讼中的法律与社会

在传统社会中,“兄弟有序”的伦理规范与现实生活中的“同室操戈”是并存的。而这种矛盾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兄弟之间的争产诉讼,在诉讼的形成与解决中,蕴涵了家庭、宗族、亲情、宗法等社会自发性约束机制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以及清代社会秩序得以维护的原因。     

考虑绿色与保鲜努力水平的供应链双渠道同价与异价决策与协调研究

绿色度、新鲜度和定价策略是农产品供应链运作绩效的关键影响因素。考虑绿色与保鲜努力水平双重因素,构建Stackelberg博弈模型,对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双渠道同价与异价决策进行比较,并提出契约协调策略,最后通过算例仿真进行可行性验证。研究发现：（1）同价或异价策略下,最优批发价、最优绿色/保鲜努力水平、市场需求总量以及供应商利润均保持不变,而集中决策下最优努力水平、市场需求量以及供应链总利润均优于分散决策。（2）集中或分散决策下,当线上线下渠道市场占有率失衡时,异价策略更有利于调配渠道销售资源,促使线上线下渠道需求量趋于均衡,零售商利润与供应链总利润均优于同价策略;当线上线下渠道市场占有率均衡时,同价与异价策略均可以采用。（3）“双向成本分摊+收益共享”契约可使最优努力水平达到集中决策水平,同价与异价策略下供应链各主体利润均得到Pareto改善,供应链实现完美协调。     

基于委托代理的低碳经济发展激励机制构建

按照社会发展与环境相容的原则,发展低碳经济无疑是应对全球变暖的最佳经济模式.本文通过构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委托-代理模型,分析政府如何制定最优激励契约和选择合适的监督力度问题,探讨了企业承担风险β和政府监督力度σ2的影响因素.     

刑事和解的契约解说

刑事和解是一种通过缔结协议的方式解决犯罪问题的新的司法模式。契约精神则是基于契约关系的基本要求而孕育和升华出来的一种平等、自由的信念和尚法、守信的品格。刑事和解充分体现了契约精神所具有的自由、权利和平等的基本价值。但在同时,也表现出在维护公平、程序正义和是非判断方面存在对契约精神的异化现象,需要通过规则和制度设计使其理性回归。     

对我国公民参加环境公害诉讼的思考

目前,我国环境公害的受害公民参加诉讼面临诸多困难:证据难以获得,知情权缺乏保障,证明责任中因果关系的推定方法不完善,参加诉讼的费用过高,代表人诉讼制度不完善等。应当切实保障受害公民的知情权,适当加强法院的职权运用,提高当事人参与的积极性,并建立环境公害因果关系的特有推定机制。     

国内十年公民资格理论研究综述——以知识引介、本土转化为线索

当代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同步推进,迈出了从身份社会走向契约社会的重要步伐。社会分层结构的重大变迁集中体现在五个方面：农民职业分化;工人队伍迅速膨胀;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明显扩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兴起;户籍身份制度面临变迁,三元社会结构出现雏形。实现社会生活契约化,需要在四个方面取得突破：彻底消解传统身份文化的禁锢,打破传统身份体制;把契约理念和契约机制引入政治领域,逐步提高国家政权的民选层次;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大力开展契约文化建设,宣传契约理念,弘扬契约文明。     

对我国传统诉讼文化的解读

我国当下的司法改革和法制建设不能不受传统诉讼文化的影响,而传统诉讼文化具有司法不独立、法律职业主体边缘化、程序正义缺位、重调解求无讼和裁判依据道德化等特征,这与发轫于西方的现代诉讼理念相去甚远。因此,深度剖析我国传统诉讼文化的特质,其对司法现代化所可能带来的弊害便趋于显豁了。     

论民事诉讼中的调解

民事诉讼中的调解,指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就其争议的实体权利、义务,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进行协商,进而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民事诉讼过程中的调解作为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和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重要方式,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从案件性质上说,凡属于因民事权利义务争议而引起的民事案件,都可适用调解方式解决;从诉讼程序上来说,在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第二审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中,都可适用调解结案,人民法院依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审理的案件,由于不属于民事权利义务争议,所以不适用调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