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法官责任制度述略

在中国封建社会,唐朝的诉讼制度是比较完备的。其中尤以法官责任制度最为严密。本文作者对这一制度的基本内容作了较为详细地论述,并指出由于其阶级的局限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该制度未能在司法实践中真正贯彻,但总结这一制度的得失,对健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仍不无益处。     

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在中国之我见

作为“民事诉讼脊梁”的证明责任分配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具有不可移易的重要地位 ,有学者甚而将其称为民事诉讼的“世纪猜想”。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渐进 ,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无疑是司法改革的焦点所在。现行《民事诉讼法》对于证明责任的分配缺乏明确肯定之规定 ,致其陷于混乱的困境。立法滞后 ,证明责任分配权滥用 ,既有违立法初衷 ,又游离了法制轨道。有鉴于此 ,本文就证明责任分配提出一些粗浅看法 ,以求鉴于贤明。     

我国反垄断法律程序设计的缺陷及其完善——兼析反垄断法中的举报制度

我国《反垄断法》设立了举报制度,但法律对举报人与其他相关主体的关系未作明确区分,这导致举报人是否享有及其如何享有《反垄断法》规定的其他权利难以确定,举报制度难以替代反垄断立案制度。《反垄断法》规定反垄断执法机构有充分的行政执法权,却未赋予其他主体相应的权利,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反垄断法》的调查程序和司法程序设计上存在缺陷,这是受到国家本位主义、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影响所致。我们应借鉴国外反垄断调查和司法程序方面的立法经验,完善我国的反垄断调查和司法程序。     

珍木无弱羽 广川饶劲鳞 ————评颜莉芝女士的《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研究》

“十五”期间，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规模迅速增长，截止2007年底，全国共有高职（专科）院校1147所，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总数的60．5％。教育部2007年5月公布的《200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指出，高职（专科）教育规模分别占到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招生数、在校生数、毕业生数的53．1％、44．7％和50％。可以说，高职教育已经占据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中的管辖权问题

基于主权原则,任何国家的法院都有权管辖案件并依法做出裁决,但就国际民商事争议而言,其与多个国家存在联系,这就导致该问题不仅仅是由哪个法院行使管辖权的单一问题,还包括一国法院的判决如何得到别国承认和执行的问题。本文将对管辖权、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和执行的基础理论及审查管辖权时所应依据的连结因素等问题作出探讨。     

权责发生制与“待摊、预提费用”的归属

待摊费用和预提费用科目是按照会计分期假设，根据权责发生制基础，为平衡各会计期间的损益，准确地反映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而设置的。2006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虽明确并提高了权责发生制的地位，但却规定不再使用“待摊费用”与“预提费用”科目，一般企业资产负债表也相应取消了这两个项目。原来在这两个科目核算的经济业务，分散于其他账户核算。新准则取消这两个科目有很多深层次的原因，但也带来了不良影响。     

罪刑法定原则之再思考

我国现行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这对于加强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促进法治国家的实现无疑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然而,由于受传统法律文化、社会历史条件以及立法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现行刑法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规范并非尽善尽美.为此,有必要从罪刑法定的基本法理、价值取向诸视角,对罪刑法定原则存在的内在冲突加以阐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其冲突的建议.     

上海市残疾人社会保障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残疾人社会保障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现在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残疾人社会保障的法制建设滞后，实施机制不健全；缺乏城乡一体化的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分散而零碎，保障面狭窄；过分强调家庭与残疾人的自我保障责任，保障资金短缺；社会保障功能不足，未能有效保障残疾人的基本生活权益；残疾人社会保障的环境障碍仍然存在。“十一五”期间，上海要按照“要分类、有梯次、保基本、广覆盖”的要求，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实现残疾人社会保障全覆盖；加大残疾人救助力度，逐步建立完善分类施保救助体系；健全残疾人救助制度，提高残疾人生活水平。     

基本权利学理分类的意义与方法研究

对基本权利进行学理分类，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更加具体、更加精细地认识基本权利。传统的分类方法主要是从外在标准着手，容易割裂基本权利之间的内在联系。宜从基本权利体系本身着手，把自由权作为基本权利之首，构造自由权、平等权、受助权的基本权利新分类。     

“制止混淆”在解决商标权与商号权冲突中的运用

商标与商号权利冲突并由此引发的纠纷已经成为目前我国知识产权领域中的一个热点问题，而学术界及实务界对其争论最大的就是混淆误认问题。制止混淆原则是解决商标权与商号权冲突的一项重要原则，以混淆作为商标与商号权利保护的评判标准，在解决商标与商号权利冲突的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将是否造成混淆作为确权依据，就必须确立与之相适应的认定混淆的判断标准。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在解决商标权与商号权冲突的问题上，体现了制止混淆原则，但仍存在规定不明确、实践中操作不易等不足。需要借鉴国外相关做法，从确权环节开始制止混淆，并且有条件适用“在先权”，从而建立一种有效制止混淆、解决权利冲突的法律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