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轨国际通行规则 加快中国负面清单管理

文章简要概括了国际通行规则在中国要解决的问题,包括信息对称、便利进出和市场管理等方面,指出了负面清单是中国运用国际通行规则的重要突破口,关系政府职能转变、市场竞争公平、对外开放程度、投资管理模式等方面,最后提出中国负面清单管理的对策建议,要健全备案制度,建立透明政府,完善严格、完备、有效的监管制度,改进优胜劣汰市场化退出机制。     

刑事诉讼监督的立法发展

在我国,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是由《宪法》和相关法律确定的。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内容和集中体现。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其中,改善和强化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是立法修改的重要内容。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刑事诉讼立法修改的要义,充分履行立法修改所赋予和强化的诉讼监督职能,是检     

刑事诉讼监督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加强人民检察院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是自2008年以来两轮司法改革的工作重点之一。近年来检察机关围绕完善刑事诉讼监督职能,分别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等执法司法单位会签了诸多司法改革文件,进一步完善了刑事诉讼监督的范围、方式、程序和手段等。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吸收了司法改革成果,将其中经实践验证的内容进一步上升为基本法律规定,围绕刑事诉讼监督职能完善,成为此次刑事诉讼     

个人信息公益诉讼：生成机理、适用困境与路径优化——基于203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现行“双轮治理”模式在面对日趋复杂的个人信息侵权时存在明显的规制错位,主要表现为：“私益救济”客观不能和效果欠佳致使救济乏力,“公法保护”疲态尽显致使保护不力,二者适用场景割裂衍生出制度空白,“公益诉讼”由此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司法实践中个人信息公益诉讼呈现稳步上升、类型集中和责任多样等特点,同时也具备一定的非规范性,如规则适用缺位、程序适用混乱和结果适用矛盾。为提升公益诉讼实效,需优化制度设计,克服适用障碍：在功能定位上,确立执法权力的优先地位和公益诉讼的补充地位,确定公益保护顺位“行政执法→行政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在主体定位上,根据不同诉讼类型对参与主体开展差异化设计,努力扩大主体范围,拓宽参与渠道;在责任定位上,突出公益责任的威慑功能,通过内部化负外部成本提高违法成本,维护公共利益。     

民族语言诉讼原则的完善研究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多语言国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着民族团结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并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举措。我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三大诉讼法,都确立了各民族公民均有权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诉讼为一项基本诉讼原则。但由于有关内容在我国的规范性文件体系内规定得较为原则,含义不明确,导致司法实践中适用法律不统一,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原则的运用。针对中华民族基本国情和各民族语言差异等问题,建立公正、科学、全面地使用民族语言诉讼原则,形成包容性强、向心力高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合力推动中华民族辉煌的中国梦。     

追诉时效的例外条款：理论辨正与规则重理

“南医大杀人案”再次激活相对冷僻的追诉时效制度,《刑法》第87条第4项与第88条作为追诉时效的例外条款及其适用问题再次跃现。理论上对核准追诉与无期限追诉的法律属性认识模糊,未能共同纳入例外条款的定位。这导致法律适用相互交错,核准追诉甚至会架空无期限追诉条款,并异化为兜底条款。尽管司法解释、指导案例对例外条款的适用作了规定,但未能充分阐明应然立场与基本原则,引发适用逻辑冲突、内部功能紊乱。关于例外条款的解释学原理,不应脱离立法原意及其法律属性。从严解释的基本立场才契合罪刑法定原则,可防止例外条款异化为“一般规定”及扩大化适用深渊,但应当警惕将例外条款异化为“僵尸”条款,使其难于适用。对两个例外条款的具体适用,尚需细化规则。     

规则意识的社会政治依托--政治文明

规则意识的缺失并不是现在才有的,也不单单是某一领域的具体问题。培育和提高规则意识,必须依托于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起关键作用的是政治文明的程度。只有政治文明的提高、民主参与的扩大、社会平等的提升,才会为培育和提高规则意识提供坚实的基础和适宜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