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律师职业道德

律师职业道德具有特殊性，但在整体价值等级上并不高于社会道德。职业道德是律师的共同信仰和行为准则，当所有律师将这种信仰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时，法律就有一批忠实的执行者。法律职业和社会上其他职业不同，它是把法律的公正、公平的运用到社会中的人和事。只要我们信仰法，只要我们对中国的法治建设充满信心，我们就一定会创造出一个良善和谐的律师执业环境。     

聚焦苹果三星专利战——世界专利大战时代降临

苹果和三星的世纪诉讼，并没有因美国加州法庭的判决而尘埃落定。官司不仅在美国法庭开打，还一路打到韩国、日本、德国的法庭。诉讼过程一波三折，当事双方都志在必得。各大媒体密集报道评论，更为这场世纪诉讼增添了热度。这两大跨国巨头之间的诉讼，究竟是知识产权之争，法律标准之争，还是国家权力之争？本刊将一一剖析。     

新生的“异类”:欧盟成员国退出制群体诉讼发展述评

20世纪60年代,退出制集团诉讼在美国创立并得到长足的发展。此后,葡萄牙等欧盟成员国也相继确立了各具特色且相对有限的退出制群体诉讼。退出制在欧盟国家的立法和实践,有力回应了欧盟白皮书对于该制度可能面临的困境之隐忧。尽管当下欧盟主要成员国仍倾向于排斥退出制,但其对英国等国群体诉讼的改革影响深远。可以预见,退出制将更加契合现代程序价值理念的发展,并将成为未来群体诉讼的群体成员确认的主导机制。     

浅议检察建议的完善与适用

检察建议是人民检察院为促进法律正确实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一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过程中，结合执法办案，建议有关单位完善制度，加强内部制约、监督，正确实施法律法规，完善社会管理、服务，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的一种重要方式，本文旨在从其监督方式、内容、适用条件和程序规则等方面对检察建议进行探讨。     

聚合平台著作权侵权的法律分析——以预备合并诉讼为切入点

随着移动终端的高速发展,聚合作为一种有效整合资源的方式,成为顺应时代发展的产物,聚合平台是随着时代变化出现的新问题,在对众多信息进行分类、挑选、整合,以使信息高效地满足用户需求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侵权问题。文章通过实证分析,并结合诉讼原理,展开对视频聚合平台侵权问题的细化分析,并着重从预备合并之诉的角度分析视频聚合平台侵权后的诉讼问题,希望能抛砖引玉,引发对这一问题的探索。     

猎杀“1美元股”的牟利游戏

"1美元退市股",在美国不但被经常炮制而出,且成为一个猎物。在美国,中概股成为"1美元股票",不是被"莫须有之罪"逼出,就是被做空的"民间力量"导致,而在沦为"1美元股"之后,又成为各方套利者的分食对象。     

零票：聚焦报告文学与非虚构

四川作协主席阿来的作品《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曾经荣获2013年度人民文学奖非虚构作品大奖,但在2014年8月举办的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评审中以零票落选。阿来发表了3500字的声明,对票选结果称：“我抗议!”因《南渡北归》受到广泛关注的作家岳南在此次鲁奖评选中,也得了零票。岳南称对这一结果也感到困惑,但不会公开回应。面对这种结果,引发了文学界乃至社会的关注和热议。个中原因,除了评选规则和评奖机制的原因之外,近年来一直备受争议的“报告文学”这一文体,或许也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之一。上世纪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报告文学曾经声势巨大、风行一时。自90年代后,这一题材的影响逐渐下降。进入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在声势和影响上不敌非虚构,既有本身选题方向变化导致读者的疏远,也有文体本身规范所导致的争议。非虚构杜绝任何形式的虚构,也拒绝想象;而报告文学则允许想象,有人认为,这就为虚构留下了空间,并导致了读者对报告文学这种文体的怀疑。     

民国后期选举争讼中的宪政话语和法律观念——基于地方选举诉讼档案的考察

民国后期,选举争讼案件大量出现。在控诉书中,控诉人表现出对宪政和选举制度的认同、对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强调以及对不法势力和权力滥用的依法抗争。与此相对,控诉书描述的违法行为显示了部分候选人和选举管理人员的违法舞弊行为及法律意识的单薄。相关资料还显示,处理选举争讼的政府官员有的能依法处理案件,有的则包庇违法行为。选举争讼的相关档案资料,展示了民国后期政治生态的复杂情况,也反映了民主选举实践的曲折与艰难。     

检察机关环境诉讼主体设定机制分析——兼评《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程序研究》

随着环境问题越来越多,环境公益诉讼趋于多发,如何通过公力救济方式来解决环境纠纷成为研究重点。环境公益诉讼多发的前提下,检察机关的职能要根据这种情况作出调适。基于此,我国应该尽快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赋予检察院公益诉讼法定资格。而这个资格的获得,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孙洪坤教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应对之策。     

沃伦法院对程序正义的追求——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视角

在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展历程中（1886-1966年）,沃伦法院的贡献就在于将其从规则的“蛹”蜕变成了制度的“蝶”.因为在沃伦首席大法官的带领下,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陆续将作为救济措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引入联邦宪法第4、第5、第6修正案,并借助第14修正案推及各州,最终实现了以下目标：一是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从联邦司法体系扩大至州系统;二是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则对象从仅针对非法搜查、扣押行为延伸至所有违宪的强制性执法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