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原告资格的规范分析

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确定无疑是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构建的关键。我国2012年8月31日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已确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规定了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但是,立法并未明确哪些属于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要得到落实与实施,尚需进一步明确适宜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环境公益诉讼的公共性、社会性,使得检察机关、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环保组织、公民个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成为必要和可能。因此,法律应进一步明确并赋予这些主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资格,从而使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功能得以有效地发挥。     

对环保部门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质疑

《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于公益诉讼制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对公益诉讼原告的规定比较模糊;各个地方的规范性文件也存在差异。环保部门作为公益诉讼的原告不仅违背公益诉讼的目的,也违背预防为主的原则。实践中,以环保局为原告的公益诉讼案例的存在不但不能作为支持环保部门原告资格的理由,反而暴露出公益诉讼对行政权过分依赖的问题。我们应从诉讼费用、监测和鉴定技术等方面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     

我国农产品出口市场的贸易壁垒及对策

本文针对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现状、存在问题,具体分析了发达国家对中国农产品所构建贸易壁垒的表现形式,以及对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立足我国农业国际化发展的新趋势与发达国家在构建贸易壁垒方面的比较差距,从宏观和战略角度,提出了我国突破贸易壁垒、扩大农产品出口、加快农业国际化的应对策略和政策建议。     

WTO规则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

WTO关于银行服务贸易的主要规则,是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基础上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深化。加入WTO组织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带来重大影响,中国政府在加入议定书中就银行服务业对外开放作出承诺。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将进一步增强,货币自由兑换与利率放开要逐步推进,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国商业银行必须积极拓展中间业务,要依法吸引和管制国外短期资本,用国际惯例规范银行卡的发放,依法保障国家金融市场的安全。     

依法抗争中的“法院不受理”现象研究

随着公众环境意识、公民意识与法律意识的提升,环境抗争事件时有发生,底层社会日益重视通过依法抗争维护自身权益,但时常遭遇"法院不受理"困境。它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案件不符合受理条件,法院依法作出不予受理裁决,二是鉴于案件的敏感性等因素,法院不愿受理或不敢受理。其中,后一种类型的"法院不受理"源自利益链条或行政干预,主要存在于环境受损者的抗争维权、环境公益诉讼以及行政诉讼等环节。"法院不受理"产生了深刻的社会效应,导致环境公正受阻、司法认同危机、信访洪峰压力增大,并可能诱发群体性事件。"法院不受理"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为破解"法院不受理"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契机,但关键还在于推动司法独立。     

一种基于约束的区间合并算法

数据挖掘中数量关联规则挖掘的关键是连续属性离散化问题,本文基于规则约束,以兴趣度为依据,对数量关联规则的区间合并算法进行了研究。     

论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论中的法律地位

新刑事诉讼法制定修改后,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问题显得很重要。辩护律师是刑事辩护的重心,其在刑事诉讼中有特殊独立的地位,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交往认同与法律规则效力的生成

法律规则效力的生成问题是法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从西方和我国的法哲学研究来看,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在理论或经验两个层面都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从马克思主义人的实践理论出发,人的实践活动是社会规则效力产生的基础,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人们通过交往形成了对一定规则的认同,这一认同成为法律规则最终形成的直接动因,这种认同包括自主性认同以及强迫性认同,这种交往认同也是法律规则产生效力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法律规则及其应然效力都是作为主体的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通过交往而形成认同的结果。     

论防止诉讼权利滥用机制的构建

诉讼权利滥用是指当事人为个人利益而背离诉讼目的，非常态行使诉讼权利，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具体表现为盲目行使诉讼权利、恶意行使诉讼权利、不当行使诉讼权利三种情况。我国现有法律制度尚缺乏完善的对策制裁滥用诉讼权利者和保护被侵权者的诉讼权益，这在客观上纵容了滥用诉讼权利行为的发生。通过对诉讼权利滥用的含义与类型具体分析研究，总结其成因，尝试建构我国规制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的体系。     

群体性事件中的民众心态分析

群体性事件中的骨干力量、普通参与者和旁观者在群体性事件中的策略选择和心态往往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将小事闹大来实现维权的目的、借机敛财和对社会进行仇视是群体性事件骨干力量抱持的三种基本心态。普通参与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目的并不像骨干力量那样明确,从众和搭便车心理等往往是他们的心态。作为旁观者而存在的某些境外媒体抱持一种唯恐中国不乱、别有用心的心态。极少数不具有利害关系的普通民众以及没有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一般利害关系人也会表现出一种兴灾乐祸的心态。既然中国当下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心态是多元化的,政府在群体性事件的解决过程应当充分考虑参与者的具体心态,建立一套以分类管理为核心的规则治理的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