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相关问题探析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基于我国国情的一项诉讼制度设计,基于《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完善以及司法机关试点工作实践,其基本制度框架已经建立,但其受案范围的界定、起诉条件等仍不完善,在诉讼实践中行政公益诉讼启动条件模糊、诉讼程序设计不合理等问题较为突出。我国应该明确检察机关作为原告的角色定位,适当扩大受案范围,逐步完善“诉前检察建议+正式提起诉讼”的“双轨”运行制度,探索建立多渠道的案件信息共享及线索移送机制,从而更好地完善我国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司法制度资源与地方诉讼案件的形成

从量化历史角度开展中西诉讼比较,需注意诉讼率数字背后的陷阱,考虑到双方案件具体内涵的不同,我们更应探讨案件形成背后的司法制度根源。司法档案中的“案件”是司法制度运作中的人为制造之物,近代早期中国与英格兰不同的地方权力结构导致其司法制度资源配置的差异,由此对两国在立案时案件性质的严重程度、案件处理所需时间、当事人所需负担的诉讼费用,以及案件受理范围等方面产生了不同影响。归根结底,清代中国二元性地方权力结构使国家与地方社会相对隔膜,而英格兰的一元性地方权力结构使得国家的权力末梢深入到乡村一级,由此导致了两国具有不同的案件形成过程。     

行政公益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阐释与规则构建

从主观证明责任视角研究行政公益诉讼证明责任分配,存在着适用主体不明确、争论事项不一致、分配对象不相同、研究视角形式化等问题。证明责任分配之规范说理论起源于民事法领域,具有普遍适用的特点。异于私法制度以权利为核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以行政职权为逻辑起点。将行政职权与规范说结合进行重述是构建行政公益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理论的当然选择。行政公益诉讼在程序设置上与传统三大诉讼程序不同,其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必须要作出适当调整才能适应法定的诉前程序。具体来说,检察机关发出检察建议前行政主管机关已经作出的行政职权形成违法的要件事实,由检察机关在诉讼中负担证明责任。     

我国气候诉讼的法律路径：一个比较法的研究

气候诉讼是当事人直接提出气候变化法律问题、政策问题、事实问题的诉讼,不包括直接或间接对气候有影响但未在诉讼中提出气候问题的诉讼。1986年已降,全球气候诉讼经历了三代演化,气候诉讼的功能在后《巴黎协定》时代也更加强大。在气候稳定权的基础上,气候行政诉讼、民事诉讼和人权诉讼获得了较为统一的法律基础,为法院判令政府和企业承担气候责任提供了富有道德高度的论证框架。我国的气候诉讼可沿用既有的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程序,并借径人权诉讼提起国际气候诉讼,维护我国气候受害者的权利。     

论行政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没有对行政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作出专门规定,而实践中也存在各地做法不一、缺乏统一标准的现象。由于行政公益诉讼在提起主体、案件类型、前置程序等方面具有自己特色,普通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难以适应行政公益诉讼的需要,必须构建独立的行政公益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要从有利于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有利于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有利于构建双方在诉讼中平等法律地位、有利于法院查清案件事实以及与普通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相衔接的角度来考量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构建问题,在检察机关、行政机关及其他当事人之间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身份关系前提下知识产权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之判定

知识产权是财产权,婚姻诉讼中知识产权是否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判定,必须充分关切"夫妻身份关系的特殊性"与"知识产权之非物质性存在信息的特殊性"之"双重特殊性"。知识产权之信息形成、增值等时间经过中有任一时段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相重合,或在婚姻存续期间,夫妻的任一方对知识产权的信息形成有任一形式的投入,即可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为彻底、完满解决纷争,知识产权之财产分割必须在离婚诉讼中进行,且以一次性分割为妥适。     

论我国电子诉讼的实效化

电子诉讼作为"互联网+"时代的新产物,在我国尚处起步阶段,亟需进行法理调适、规则健全和技术跟进。从法理调适的角度对直接言词原则和审判公开原则在电子诉讼中的运用进行了调适性解释;遵从规则健全的思路提出了明确适用范围、健全电子送达规则、保障当事人程序选择权以及发挥律师程序促进作用的建议;从技术跟进的角度提出了核实诉讼主体真实性、实现电子证据证明力、保证诉讼过程安全性的实施建议。     

中国行政公益诉讼的法理检视

近10余年来,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皆对公益诉讼这个命题关注有加,尤其是对行政公诉,大量研究成果系统性地介绍了西方国家的行政公诉机制.但是,中国的检察机关从权力性质上讲是司法机关,从功能定位上说是宪法所专门规设的法律监督机关.如果置法治语境于不顾,强行赋予检察机关以不符宪法定位的公益诉讼人身份,不仅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滥诉风险,而且由此带入行政公益诉讼程序中还会引发诉讼本身的异变,继而生成一系列不利于公益保护的负面效应.然而这并非检察机关刻意为之,归根到底还是法律监督疲软无力的问题.所以,为了行政公益诉讼的良好实施还需回到原点,在司法改革的背景下进一步完善法律监督机制及其运行架构.     

扩大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范围的依据及设想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产生及发展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目前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主要局限于由检察机关牵头所提起的这一行政公益诉讼类型,原告资格范围受到限制.西方国家以“利害关系说”和“私人检察官”等理论依据为依托将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逐步扩大,虽然我国《行政诉讼法》中并未明确规定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但结合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发展状况和行政公益诉讼实施成效,我们应将其逐步放宽至社会团体及公民个人.     

中国仲裁制度中临时措施的研究——以2013年民事诉讼法为中心

梳理国内外学者对仲裁程序中临时措施的研究动态,通过对中国仲裁法、仲裁规则及2013年修改版民事诉讼法中保全措施规定的分析表明,当前中国的仲裁庭包括商事仲裁庭和海事仲裁庭尚无权下达临时措施,其民事诉讼法中的保全措施在立案和执行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中国临时措施相关法规存在较多的缺陷。中国需要对仲裁法及仲裁规定进行修改,以提高中国仲裁制度的可信度,确保中国的保全措施申请不受地域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