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特征对人-组织匹配与员工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

研究检验了任务特征对“人-组织价值一致性”与任务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任务非常规性会强化人-价值一致性与员工绩效考核成绩的负关联,而任务依存性会弱化人-价值一致性与员工绩效考核成绩的负关联。研究提出一种非线性模型描述“人-组织匹配”与员工绩效之间的关系,该模型可以较好地解释为何以往研究对于“人-组织匹配”与员工绩效关系的结论不一致的现象。     

基于意义建构信息利用偏差弥合的释义

通过对美国学者Brenda Dervin的意义建构方法主要思想的回顾,对信息利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借助差距-弥合隐喻图式,研究了信息使用现象,分析了隐喻的源域表征,提出了意义建构存在的缺陷与不足。     

语言接触与复数词尾“们”

辽、金、元时期是汉语与阿尔泰语接触最为广泛的时期,汉语受阿尔泰语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其中复数词尾"们"用于指示代词"这(的)/那(的)"之后、指物名词之后、与确定数目并用等即是受阿尔泰语的影响而出现的新情况,而这些新用法在汉语中的发展又不尽相同。     

人民性与民族性的统一——论葛兰西的“民族-人民的”文学观

“民族-人民的”文学观意在表明,只有属于人民的文学,才能是真正的民族的文学.“民族-人民的”概念要求超越将人民性狭隘化为阶级性的认识,来构建一个以民众为基础的、非阶级性的精神共同体.而打破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的分离成为构建“民族-人民的”文化的关键.“集体意志”是“民族-人民的”文学或文化与“文化霸权”的实际连接点.     

抵抗与认同——萨义德世俗性音乐批评理论研究

运用文献研究与比较研究等方法,从世俗性视角考察萨义德音乐批评理论,认为在萨义德的文化批评中,作为话语形式的音乐是一种世俗的存在.音乐的世俗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从身份政治的角度看,音乐因其超越性从而在主体身份建构过程中具有形成性力量;从文化抵抗的角度看,音乐家强烈的个体意识展现了一种自我放逐的美学风格,以此构成对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文化的抵抗.因此,处于萨义德文学文化批评核心的世俗性思想在他的音乐批评理论与实践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U-G-S”:教师教育新模式的设计与实施

教师专业化要求教师教育模式不断创新.东北师范大学基于高素质专业化教师培养和服务基础教育方面的传统优势,创造性地提出“师范大学-地方政府-中小学合作”教师教育新模式.该模式以面向实践的学习、教师学习与发展共同体和文化融合与共生为基本理念,以“教师教育创新东北实验区”为实践载体,努力实现教师教育真正的一体化、共同体成员学习范式的转变以及政府教育职能提升等方面的功能.     

东盟基础设施的潜在需求及中国的投资对策

东盟众多发展中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存量已远不能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大对其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合作是中国-东盟双方的共同意愿。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东盟在电力、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方面存在着潜在需求,这为中国加大对东盟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中国对东盟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占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主要比重,但是投资的行业却高度集中,有待进一步拓展。中国对东盟的基础设施投资应区分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基于中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进行相应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并在政府大力支持下采用多种渠道广泛筹集资金。     

梅洛-庞蒂的知觉分析

在早期著作中,梅洛-庞蒂受现象学和心理学的双重影响,对传统知觉概念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在梅洛-庞蒂看来,传统的偏见要么把知觉作为一种分析知觉,要么假设了自然的确定性,都没有意识到知觉是作为一种"人与自然"原初性关系的存在.因此,梅洛-庞蒂强调重返现象,认为现象学的还原就是回到这种原初性存在的知觉-现象场.在此,梅洛-庞蒂找到了一个源于身体-主体的有待思考的知觉世界作为其思想的新开端,从而超越了经验主义和理智主义的知觉观.     

投入-产出表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状况分析中的应用与启示

对生产性服务业进行投入-产出分析的主要内容为运用投入-产出表数据间接推导相关指标。以浙江省2005年投入-产出延长表数据为基础,分析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结构特点及对国民经济和三次产业的影响,演示投入-产出技术的使用方法,分析所得指标的经济含义,并结合分析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出针对生产性服务业研究需要改进投入-产出表编制的建议。     

欧盟国家劳动力市场灵活、安全性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

丹麦、德国和奥地利等欧盟国家针对金融危机造成的高失业率问题,对劳动力市场改革,提高了灵活一安全性水平,逐渐实现了金融危机下的经济复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就业压力,稳定了社会秩序,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和变化的需要,一定程度上对扩大就业起到积极作用。这对我国抗击金融危机、促进劳动者就业无疑有重要的启示。根据欧盟国家改革中的情况并结合本国基本国情,我国应从加强民主立法,促进和规范劳动力市场改革、强化职业教育和劳动者技能培训、就业的安全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三个方面进行改革,以利于我国提高就业水平,缓解就业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