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诏令引《诗》与经学发展

初唐诏令引《诗》与经学地位升降有密切关系。高祖崇经,其诏令引《诗》亦颇有深意;太宗继续巩固经学地位,其诏令引《诗》更以服务现实政治为目的;高宗及以后数朝,经学地位有所下降,诏令引《诗》多乏善可陈;睿宗时境况略有回升,为玄宗时经学复兴作了很好的铺垫。     

由皇帝身份的三重性看诏令功能的多元化——以汉代诏令为例

皇帝的身份并不是单一的,而是根据不同场合进行角色转换。由皇帝的三重身份,审视汉诏功能的多元化现象可知:皇帝身为天子时,旨在昭示皇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诏令因此具有祭告天地、晓谕天下四方的功能;皇帝身为中央决策集团代言者时,由其批示的诏令则成为贯彻现实权力意志的政令、法令;与家人或关系亲密的臣子相互交流时,皇帝则还原回个体身份,从而使诏令发挥出独具个性色彩的私人书信功能。     

“罪己”并非悔过———由汉代诏令看“罪己诏”的界定

关于汉代罪己诏的含义,学界众说纷纭。对现存汉代罪己诏进行考察可知：其颁布与皇帝因自身过失而主动承认错误没有必然联系,它实质上是皇帝以罪己为由,通过宣扬浓厚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以塑造德行神圣的皇帝形象并维护皇权的产物。狭义的“罪己诏”以罪己作为诏令的核心内容;广义的“罪己诏”则只是使用了一些罪己套语,为诏令的官方表达提供了一种范式而已。从内容来看,罪己诏又可分为责任型罪己和悔过型罪己两种类型,前者的数量远大于后者。     

论蒙古帝国及诸兀鲁思诏令末尾的诫饬语——为“不怕那甚么”更进一解

蒙元时期的蒙古文直译体诏令多见一种独特的尾句“他每不怕那甚么”(ülu˙u ayuqun mud)。广泛比较大蒙古国、元朝、伊利汗国、金帐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公文,可知以“惧怕”为中心词的诫饬语,在13～15世纪欧亚大陆上的诸蒙古政权中一度得到广泛应用,且衍生出多种形态。“不怕那甚么”与汉地、钦察、伊斯兰文书行政传统并无直接关系,似属大蒙古国时期开创的一种文书体式,定型于元世祖忽必烈统治中后期。诫饬语“不怕那甚么”还反映了早期蒙古国家在法律制度、政治文化和统治心态上的某些差异性特征。     

西晋初年的“新生活运动”

有“专事游宴,怠于政事”的皇帝,就会有奢靡无度的臣子。 魏元帝咸熙二年（公元265年）12月．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位,建立晋朝,史称西晋。立国之初,深谙“成由勤俭败由奢”道理的司马炎觉得有必要纠正魏国的奢侈风尚,而达到“矫以仁俭”,并下达了严禁奢侈浪费的诏令。司马炎自己以身作则,有一次,太医献给他一件色彩斑斓、用野雉头毛饰成的“雉头裘”,司马炎将这件华贵服饰带到朝堂,当着文武百官的面,一把火烧了,并说,穿这样服饰有违自己严禁奢侈浪费的诏令,还当场宣示,今后谁敢违背诏令,定当重罚不饶。     

关于《《宋大诏令集》阙卷辑补》及续文的几点商榷

本文对龚延明<(宋大诏令集>阙卷辑补>及续文进行商榷,在肯定其全面精审的基础上,指出其存在因系年不确而致考证失误、干支换算错误而致系年失误、系年缺乏证据而致误乃至抄录失误和因异说不考导致考证不精的疏失.     

西汉诏令的宗教内容及成因探析

因受儒家灾异思想的影响,西汉皇帝对阴阳灾异比较重视,深信阴阳灾异与国家治乱安危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对灾异流露出一定的惧怕心理,因而在诏令中出现许多惧词,这使西汉诏令具有一定的宗教特色。灾异学说是儒家思想中的一部分,反映在西汉诏令中,便是惧词与灾异经常相伴随而出现。     

诏令中的政治史：高宗武则天时期诏令文之语言维度的考察

高宗武则天时期是李唐高层权力结构发生重大调整的历史时期，诏令中的语词特别是“风度”类语词的变动即体现了此种变化，也展现出语词对于政治合法化的重要影响。而“武则天”在政治言说中自事件描述至观念表达的概念化同样是有足够文献依据的语言现象。此时期政治生活的复杂变动导致了诏令在形式上体现出景观化与破体为文的特点，这也是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另一重印证。     

曹魏西晋的皇帝诏令与行政运作

曹魏至西晋，拟诏机关为中书省。当时三省的机构职能尚未完全确定，拟诏机关及人员不绝对是中书省及其属官。诏令的形成过程，可以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在具体运作中，很多诏令直接指明了执行机构或具体执行者。为了正确贯彻自己的意图，皇帝还会在前诏的基础上发出新诏，对如何执行做出明确而详细的指示。在诏令的发布和执行过程中，会有多次的反馈和调整：反馈包括预前反馈和同期反馈；调整既有对诏令本身问题的调整，也有对执行不力、违背诏令精神行为的调整。曹魏西晋皇帝诏令的形成和执行过程说明当时的行政运作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