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初期诏令与文风的演变

诏令不应该仅仅是研究文学历史语境的史料来源，它与文学的深层纠葛更应该受到重视。在两宋之交的历史语境下，南宋初期与文学相关的诏令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性。文学摆脱了北宋后期的封禁枷锁，开始恢复生气，诗赋取士重新成为国家的基本政策。南宋初期由于皇帝对苏轼的偏爱，全国上下掀起崇苏热潮，促使江西诗派勃兴并成为文坛主流，对南宋文学影响深远。绍兴年间，朝廷实行严厉的言禁制度，尤其是震惊朝野的多起诗文获罪案例，对全国的诗文作者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力，这种高压的文艺政策促使献赋颂成为一代文风。     

十六国与北魏初期诏令的承变及其文学史意义

十六国和北朝以诏令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并逐渐成为学界共识。这种文学观念、制度化的写作实乃奠基于十六国和北魏初期。此一时期的诏令不仅承继魏晋以来中原地区汉民族的文学传统，还在以拓跋鲜卑为代表的异质文化的影响下激发出更大的活力。在此过程中，诏令代拟者作为国家行政不可或缺的一环，逐渐形成较为成熟的政治文化和身份意识，并以此构建新型的士人关系网络。诏令作为十六国和北魏前期“文学荒漠”下的潜流，是传统文学断层再造的新生产物，为改变南北朝文学研究的不均衡局面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客观上消弭了华夷界限，推动了民族之间的平等交流，拉近了彼此的心理距离，有利于促进多民族文学的一体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