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对话:论汉代外交活动中的“译者”

有汉一代,外交活动过渡到新阶段,逐步突破本土和东亚的地域限制,从而走向广阔的世界,开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外交。无论是汉朝抑或周边各国,在职官中都设置有"译官""译使",品秩虽低,但其历史作用重大。"译者"在诸多外交活动中表现突出,关于其语言翻译活动的记载史不绝书。作为沟通语言相异群体的译语人,其不仅打破了不同文明语系下交流的语言障碍,搭建了异域文明交流的桥梁,同时亦凭借自身掌握多种语言的优势,作为正式的外交使者活跃于政治舞台。     

口译者对林纾文学翻译的影响

作为我国清末最主要的翻译家,林纾的翻译具有特殊性:他不懂外语。受口译者的影响,林纾的翻译作品不乏名著,忠于原文,但也凸显了改写删减等弊病。分析口译者对林纾文学翻译的影响,我们应当从时代角度出发,尽可能做到客观。     

变译理论形成阶段的认知误区研究

20世纪末,黄忠廉先生将翻译活动中的变通手段加以系统地总结归纳,提出了变译理论,虽多加补充,仍有诸多不尽完美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变译乃方法论一说表述不当;全译与变译、释与译的界限不清;译者主体性的度缺乏界定。实际上,变译与全译皆为基于原文宗旨和最大化实现传播目的的翻译活动中的两种基本原则。     

译曲同工--《野草》两种英译文的对比分析

《野草》一文是夏衍先生于抗战时期写作的一篇寓理散文，曾有张培基先生和刘士聪先生两位翻译大家翻译过这篇文章。众所周知，所有的翻译大家无不具有自成一派的翻译风格，本文中笔者将分别从遣词和炼句两个层次就张培基和刘士聪两位译者的译文进行对比，对他们的语言风格和特色特征进行分析，以对两位译者的翻译风格进行对比。     

目的论视角下译者主体性研究——以卢秋莹汉译本《我就是要挑战这世界》为例

从目的论视角,以《The Absolutely True Diary of a Part——Time Indian》的卢秋莹汉译本《我就是要挑战这世界》为例,在阐释翻译目的与译者主体性之间逻辑联系的基础上,探讨翻译目的和目标读者对译者主体性的影响,重点研究译者如何应用归化策略以及转译、措辞、句式结构调整和虚词具体化等翻译方法,分析译者对源文本的解读和对译本的加工,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充分考虑翻译目的和目标读者的需求,积极发挥主体性,翻译出优秀的译本,彰显译者的身份地位。     

翻译过程的隐喻化探究

翻译过程本质上就是一种隐喻化过程。译者在将源域(即原语文本)隐喻化的过程中生成了目标域(即译语文本)。这种生成过程需要译者能动性的发挥,译者只有正确理解原语文本,才可能使译语文本无限制地接近原语文本,但绝不可能等同于原语文本。     

文学模糊语言的翻译及译者的地位

本文旨在讨论模糊语言与翻译的关系.以虚对实,以模糊语言翻译原文的准确语言;以虚对虚,以模糊语言翻译原文中的模糊语言;以实对虚,以精确语言翻译原文中的模糊语言等角度探讨模糊语言翻译的方法.在翻译文学模糊语言中,译者应当明确自己的角色和作用,使译文文本同原文一样呈开放性的结构,让译文读者介入其中,去解读,去阐释,从而获得共鸣.     

论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留下的痕迹——以《第22条军规》中译本为例

文章以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从译者的语言风格和自由度两方面对《第22条军规》中译者的痕迹进行考察,证明译者的痕迹是客观存在的,并试图分析其“显形”背后的深层原因。提出对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留下的痕迹,研究者不能一味批评指责,而要在充分观察、认真描述的基础上对其做出科学、客观、合理的解释。     

译者主体性与唐诗英译——李商隐诗作英译的个案分析

唐诗作为中国古典诗歌中的精品,千百年来广为传诵,经久不衰,晚唐诗人李商隐的诗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通过国内外诸多名家的翻译,唐诗在英语文化圈中得到了日益广泛的传播;然而,唐诗的译介仍然面临挑战,这源于诗歌翻译是选择的艺术,而选择的过程不可避免受到译者主体性的影响。形式转换、意义传递或文化移植都需要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在对译者主体性进行理论诠释的基础上,可以结合哲学阐释学的视角,从"诗歌意义中未定点的存在与阐释"和"译者主体性为唐诗多译本现象的内在理据"两个方面探究李商隐诗作英译的多元阐释现象。多义性作为李商隐诗作的内在本质,是中国古诗的主要特点之一,也是促使译者发挥主体性、对源语文本意义进行多元阐释的主要原因。     

译者主体性与影视片名的翻译

翻译是一种动态的跨文化交际过程 ,而不是一种以文本形式出现的静态的终端产品。影视片名的翻译既不能无视译者的主体性而束手束脚 ,而又不能无限夸大译者的能动性而背离原本。译者在行使自己的主体能动性权力的同时 ,面临着包括翻译动机、社会特点、文化背景等诸多因素在内的翻译情景的制约 ,他应该采取变通办法使译文尽量为译入语规范所接受 ,并尽量做到准确、生动、传神 ,避免诸多混乱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