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诠经"与"反经异俗"--兼谈回族学者刘智从事汉文译著的时空背景

"以儒诠经"(或曰"以儒释经")是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重大文化现象,其实质是刘智和他同时代的一些回族穆斯林学者受当时时空环境的特殊复杂因素所迫,为了宣教、护教的需要,"用儒文以传西学(伊斯兰教)","原儒语以明其义"的手法,以汉文为宣传工具而从事的伊斯兰教实践活动.刘智等人借以宣传伊斯兰教的思路和途径曾一度被认为是"反经异俗"、标新立异,认为这样做有悖于伊斯兰教教义,是对伊斯兰教的亵渎,但他"以儒诠经"的汉文译著问世后,却受到了教内人士和汉族士大夫的普遍赞赏和首肯,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刘智等人的作法,适应了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的客观需要.尽管刘智"以儒诠经"的汉文译著活动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从文化交流的大前提审视,它是伊斯兰文化和中国儒家文化经过长期对立、碰撞、交流、融合后所结成的一个硕果,是中阿文化交流的一份历史遗产,其价值远远超出了宗教本身,而成为中阿人民传统友谊的一部分.     

诠释学视域下对巴蔡·尼玛扎译著的研究

藏传佛教后弘期,西藏本土翻译家接续前弘期的译经事业,且以更大规模译介佛学经典,巴蔡·尼玛扎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译著不仅是了解这段翻译史的重要线索,也是探究后弘前期般若中观思想在西藏实现本土化、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文章从诠释学的视角,结合各类文献资料,对巴氏所译文本的类别、特点及跋文等作了“翻译考古”式的梳理和考察。研究表明:首先,巴蔡共译42部显密经典,根据所译文本体量显示出其“重中观、倾应成”的翻译旨趣;其次,他对龙树、提婆及月称所著中观经典的翻译会特别采取“译校”“译订”或“订校”两道工序;再者,基于《明句论》修订鲁氏所译《中论》,即知其宗旨所归为应成见,自此拉开了藏传佛教般若中观思想从“自续”转向“应成”的序幕;最后,借由翻译进一步推动了般若中观思想在西藏实现本土化、中国化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