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书盘一体”文献的管理和利用

本文分析了"书盘一体"文献的类型及现今"书盘一体"文献管理与利用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书盘一体"文献编目、管理和利用的新方法.     

上博藏楚竹书《诗论·■疋》与《关睢》之辨

上博楚简中以二十九支竹简构成的《诗论》 ,对于《诗经》研究的深入 ,有着很大的意义。其中对于《关雎》“以色喻于礼”的论说 ,可以从上古时三月成妇的礼制内容得到妥贴的解释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笔者此前有关《关雎》乃三月成妇祭之歌的看法 ,同时也进一步表明了《关雎》一诗与古代成妇礼的文化联系     

论诗的自由美

本文认为 ,诗美是一种诗的主体的自由美。尽管关于诗的自由美的表述 ,西方现代诗学的纯美概念与中国古代诗学的逸美概念多有差异 ,但作为异中之同 ,二者都主张 ,诗的自由美必须通过主体的不断超越 (超物、超世、超我 )才能得以实现     

孔子与今本《诗经》关系再认识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尚未能为"孔子删《诗》"论提供实证,最基本的一个原因是难以证明孔子删过组诗《周公之琴舞》。《诗经》作为承载着殷、周"雅言"文化的王官教本,符合周王朝的礼义标准,是孔子不会大删《诗经》之诗的思想基础。《诗经》经过春秋时期大为流行的赋诗言志的传播之后,生成了较为稳定的文本形态,孔子不会标新立异、自行己意而将它大加删汰。此外,以恢复周礼为己任的孔子与司马迁笔下删《诗》的孔子形象不符,而符合孔子形象的是"述而不作"。     

《韩诗外传》诗教思想探究

从《韩诗外传》所塑造的历史群像图及孔子形象来看,《韩诗外传》的历史构造重在传承儒家的诗教义理,而不在于历史史事的真实。通过这种历史构造,韩婴打通诗与史,塑造历史人物形象,传承儒家诗教义理,体现了韩派今文诗学传承诗事的特点。而这种历史构造的有效性在于:其一,《诗经》自身就有很多美君子之德的诗歌以及叙述周朝开国君王的史诗等,这为诗教的发挥准备了最为基本的素材。其二,诗文的朦胧性、灵活性本身就具有极大的比类引申空间。其三,诗教的精神在于通过诗或者诗句“兴起”,领会到儒家的义理,《韩诗外传》可以说是韩婴由诗句“兴起”儒家义理后的一种构造,其有效性奠基在其能真正自反,“兴起”儒家的义理。     

“以才学为注”:中国古代诗歌阐释的传统模式

中国古代文人诗大多注重隶事用典,展现了极高的才气与学识,因此才与学成为古典诗歌创作的重要因素,而这种特点在宋代诗歌中更为明显,故有"以才学为诗"之论。古人庞杂渊深的知识结构投射到诗歌作品中,给后人的解读与阐释造成较大的困难,因此产生了相应的诗歌阐释模式:以才学为注。而阐释的侧重也相应地从简略的章句、训诂转为对诗歌典故、创作意图的抉隐发藏,溯本究源。     

同情的限度——王阳明万物一体说的哲学诠释

王阳明试图用他富于特色的良知学来说明万物一体,认为所谓“同体”当从“感应之几”上看,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天地万物“一气流通”。另一方面,王阳明也将人对万物所怀有的那种普遍的顾惜之情作为万物一体之仁的具体表现。由于将“仁”设定为“造化生生不息之理”,王阳明就能够从发生学角度观察和描述仁(行仁),论证“孝弟为仁之本”,从而维护了儒家仁爱主张中的差别原则。王阳明对儒家万物一体之仁说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一方面,他将万物一体观念应用于社会分工,从而在客观上构成对现实等级秩序的一种辩护;另一方面,他又通过万物一体观念捍卫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救世热忱。在王阳明那里,万物一体的观念,对于不同对象意味着不同规则。作为一种伦理主张,万物一体之仁说实质是一种精英主义伦理,其基础是一种虚构的天赋决定论,在理论上存在着不可普遍化的困难。     

以“心”诠《诗》,以《诗》释“心”——杨慈湖《诗经》诠释之考察

杨慈湖诠释《诗经》颇有特色.他从自我“本心”出发,对《诗经》有一个“前理解”,即认定《诗经》三百首皆为“本心”之所发,均符合“思无邪”之旨.基于此“前理解”,他极力否定《毛诗序》对《诗经》的解读,并根据他之“本心”来决定对《诗经》古注的取舍.杨慈湖在以“本心”来诠释《诗经》的同时,也展示了自己的道德践履.     

《毛诗序》的阐释特征及汉唐《诗经》学阐释体系的形成

《毛诗序》的《大序》与《小序》是一个完整的阐释系统,其中《大序》是对《小序》内容的概括,《小序》是对《大序》思想的展开,二者的阐释宗旨则是《诗》的政教寓意。由于诗歌创作动因与《毛诗序》阐释宗旨之间所存在的不同关系,《国风》与《小雅》之序多与诗本义不合,而《大雅》与《颂》之序则多与诗本义相符。《毛诗序》对汉唐《诗经》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传》、《郑笺》与《正义》均是在继承其解诗传统的基础上通过望文生义、重重比附的解诗方式与"兴"法的引入而建立了"以序说诗"的阐释体系。这一阐释体系对后世《诗经》学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桎梏,其流弊影响至今。就探索《诗经》阐释新途径而言,对《国风》与《小雅》的绝大多数诗篇,应摆脱"以序说诗"的阐释模式,从抒情主体的立场来解诗本义;而对《大雅》与《颂》的绝大多数诗篇,则应以序义为据来求诗本义。     

“诗言志”与周代“乐德”教化的实践意义

"诗言志"命题以典乐文化为语境生动描绘了先秦时期的典乐演诗艺术形态,描绘中充分体现了对诗的道德教化功能的重视。周代"乐德"教化凭借"演诗言志"象征地、诗化地进行政治秩序的示范与伦理观念的规范,实现宗法政治思想体系的建构与民族精神品格的确立,由此决定了"言志"之《诗》与"乐德"教化之间的密切对应性,因此以周代典乐文化为特定语境的"诗言志"命题实质是对"乐德"思想教化实践意义的总结,体现了周代诗学观念的政治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