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诗学的还原论——四家例说

高扬文艺还原现实事物与生存经验的资质是现代诗学的一种重要意向。柏格森、兰色姆、罗伯·葛利叶、梅洛·庞蒂是秉持现代诗学还原论的有代表性的四家。柏格森希望拆除功利化感官意识的屏障,让人回归现实事物。兰色姆否定科学理性,其还原目标是本原世界。罗伯·葛利叶颠覆文化观念,要还原的是事物本身。梅洛·庞蒂解构笛卡尔哲学传统和现代自然科学的思维机制,其还原目标指向“世界之肉”。现代艺术哲学的“还原”不是运动,但依旧可从逻辑和历史的层面考量。还原论与传统再现论有密切关联,但其以“效应”为重心和以“失落”为前提的思考方式迥然有别于历史上的“再现”。     

在生活的夹缝中寻找出路——郭沫若留日时期的思想嬗变

郭沫若早年留学日本的生活经历与他思想上的转向有重大关系。留日时期,他虽饱尝歧视却始终是一个在寻找意义的“他者”,在压抑、矛盾状态之下其爱国之情的喷涌勃发也同样剧烈。如何看待爱国与异族的爱妻、如何在复杂而矛盾的生活中平衡民族主义与超越民族主义的碰撞,既是他思想的困境、也是他借以寻求思想出路的契机。另一方面,郭沫若的爱国之情和一腔抱负伴随着几次归国又几次被迫离开的现实而无所附丽。在体验到上海的殖民化、无以报国的时代迷惘、苦闷的生活煎熬之后,他回到日本安心学医,但在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时实现了思想上的“再生”,下定放弃研究医学的决心,这个决心使郭沫若放下所有的迷茫、烦闷,得到了“觉醒”“醒定”。     

女性批评与批评女性——清代闺秀的诗论

清代闺秀的诗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一个盲点。而女性诗论和论女性诗,是清代文学批评富有特色的新内容。此期女性在明清思潮的影响下,采用重释儒家文化的策略,突破女子无才便是德观念的束缚,确证闺秀诗歌的合法性,张扬女子创作的积极意义。而我们也应看到,清代女性诗论的一个独特现象,是依然羁縻于四德之下,以德正才,敛才以合德;论诗高标合乎风人之旨、温柔敦厚等原则,尊奉儒家诗教,体现出比男性论者更为严格的道德自律性。尽管一些女性论者参与了清代主流诗学关于性灵和学问等核心问题的讨论,但较为普遍地存在着对脂粉气的有意规避,体现出在主流诗学中,女性的身份特征是遭否定的,女性论者的意识中也存在自我身份否定的现象。在晚近时期,这一现象出现转机。     

中国诗学思想史上的新开拓——杨万里以“兴”为中心的诗学理论

在中国诗学思想史上,在对兴认识的纷纭歧见中,杨万里是第一个自觉而又鲜明地站在诗歌审美系自己运动的高度对兴作出了提纲挈领的阐述,言词简朴却内蕴丰富。他切入了兴的内核,剖析出其构成要素、运动形态和内在机理;他突出了审美实践的重要意义;他强调了审美主体的创作个性和能动作用。在注重理念、注重书卷、注重内省、注重技法、注重衣盂的南宋诗坛,杨万里之兴论无疑具有振聋发聩、开拓新变的作用:在创作理念上,正确地揭示了诗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在具体特定的场合状态下彼此间自然的、必然的矛盾运动的产物;在创作方法上,反对沿袭模拟、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模式化,创作出清新自然、活泼灵动的作品。杨万里的诗学理论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浅析《贝雅特丽齐》与《情歌》的创作诗学

波德莱尔对艾略特的诗歌创作有着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在艾略特首部发表作品即有体现。本文分析《贝雅特丽齐》和《情歌》中的现代城市空间意象以及游荡者形象的象征意义。在衰败的现代空间中,对游荡者反抗精神的刻画体现了诗人自身创作风格及生存美学。对于诗歌创作诗学的探讨,有助于进一步理解诗人自身形象。     

论刘禹锡与韩愈的唱和诗

刘禹锡与韩愈的唱和诗今仅存《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这首以剖白心迹、倾诉心声为主旨的五言古诗的问世,在刘禹锡的创作生涯中是一次飞跃:不仅大幅度拓展了诗的容量与张力,而且强化了诗的抒情功能,将此前的泛泛言志导向"不平则鸣"的渠道。它为刘禹锡以后的创作奠定了基调、规定了方向、设定了路径。以这首诗为契机,刘禹锡在历史舞台上的角色定位开始由政治家向诗人嬗变。或者说,从这时开始,他才集政治家与诗人于一身,同时扮演两种角色。并且,舞台的重心开始悄悄地从政坛向诗坛转移。此外,由这首寄兴深微的唱和诗,还可以透视两位诗人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