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论化合中的郁达夫感伤诗学

郁达夫的诗学是一种感伤诗学,它在追究什么样的情感才是最适合文学表达的问题上,是对中国“言志”、“缘情”诗学传统的丰富和发展,而这种丰富和发展则是中西文化、诗学激荡化合的结果。     

忠实的抵抗——吕叔湘翻译诗学研究

吕叔湘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但目前学界对其翻译贡献鲜有系统研究。以巴恩斯通诗学为理论框架,从译者文本视角在译文忠实、读者接受、译者自主、译者发声四个维度剖析吕叔湘文学翻译实践。研究发现,面对源语的拷问与挑战,吕叔湘守持忠实,心怀读者,凸显自主,在忠实与抵抗的咬合处酝酿译者创造,谱演诗学变奏,形塑了忠实的抵抗之翻译诗学。阐发吕叔湘的翻译诗学可为中国翻译研究提供启示与借鉴,助力中国特色译学体系建设。     

口头诗学理论的范式转换及理论推进

民国初期兴起的"歌谣运动"号召文人到民间乡野采集歌谣,称歌谣是"原始社会的诗""民众的艺术",掀起了"眼光向下的革命"。在东方民俗学研究以歌谣运动为先声,在西方口头诗学理论对困扰着无数古典学者的荷马问题做出了当代回答,在地球的两端几乎同一时间掀起了重视非精英文化、非主流文化的人文思潮。随着全球化的普及和新媒体时代的来临,口头诗学理论与实践出现了"数字化转向""多媒体转向""非遗转向"三个转向,这三个方向将引领和推动口头传统未来发展的趋向。     

论叶朗对王夫之诗学意象思想的阐释

叶朗将古代美学资源的现代转化与当代中国美学理论的创新相结合,发展出独特的意象美学理论体系。其中,叶朗对王夫之诗学意象思想的阐释具有独特性,集中体现了他的阐释方法。叶朗将王夫之的诗学思想放在古代诗学的发展脉络中看待,认为“意象”是王夫之诗学思想的中心,并以此为基础对王夫之的诗学思想进行体系化。叶朗对王夫之诗学思想的这种阐释,是一种重构式阐释。重构式阐释在较大限度上打通了当代美学语境与古代美学思想之间的隔阂,使得古代美学资源在当代重新焕发出理论活力,是古代美学思想实现现代转化和当代美学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接受视域下的彝语诗学与汉语诗学比较

读者接受理论认为,文学的历史应是作家、作品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史,是文学被读者接受的历史,同时也是作品再生产的 过程,是历代读者对文本的理解、认识、反应和评价的历史。对汉语诗学与彝语诗学的接受特征进行考察并比较,涉及二者在 接受主体、接受场域（环境）、接受（传播）过程与方式等方面的情况。     

试论宋初古文家田锡的诗学思想及创作

宋初直臣田锡的古文与辞赋创作已得到学界普遍关注,而其诗歌研究一直处于相对寂寞的境地。其实田锡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诗学思想,在诗歌内容上,他主张反映现实,服务政治与表达情性相结合;在诗歌审美上,他崇尚雅正与艳丽并美;在创作手法上,师法自然与转益多师并重如此等等,表现出较高的理论价值与开阔的文学胸襟。同时,田锡诗歌在宋初诗坛地位也颇高,他诗歌内容丰富,既有表达闲适之情的应制酬和与诗酒赠友之作,也有关心政治民生的政治咏怀与人生感怀之作,诗歌风格与创作手法多样。他应是宋初部分学白诗人的杰出代表,其诗歌主张与创作实践丰富了学界对宋初白体诗歌内涵的体认。     

诗学建设的一块丰碑──艾青《诗论》初探

艾青的《诗论》是中国现代诗学建设的一块丰碑。艾青《诗论》主要探索了四大问题：首论'诗美',认为这是同'真'、'善'统一在一起的、特定范畴的人性的美,是依附于人类关系中向上生活的外形;次论诗的形象思维,揭示了生活、想象、真实世界之间有机构成的规律;三论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立足于'诗是生活的牧歌',而诗的散文美则是对生活最真情的传达;四论诗人的素质修养,提倡诗人必须以提高人类崇高情操作为诗学追求的终极。     

论中西诗学中自然美观念的差异性

中西方自然美观念的产生都源于人的觉醒,但不同的文化环境使中西方在对待自然审美上出现众多差异,"比德说"和"移情说"就是代表之一。这种差异性表现在文学上,呈现出西方重外省、中国重内省,西方文学作品表现物我分离较多、中国文学作品表现物我合一较多的特点。     

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阐释《红楼梦》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西方经典的诗学、美学论著,对西方文学观念的形成和文学作品的创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尤其是其中的悲剧观念,对悲剧文本的建构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享有很高的地位。本文试图用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经典理论,“悲剧说”阐释《红楼梦》,为《红楼梦》的阐释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在深入了解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基础上,探寻《红楼梦》的艺术价值,以此寻求中西文学的凝结点。     

论杜诗中自陈作诗的现象

杜甫有一些在诗歌中自述"作诗"的作品,这源于对《诗经》中一些作品在首尾点出赋诗本意之法的学习,而发展成为一种特定的缘情体物的诗艺,并推动了杜诗中以诗歌创作活动为题材的现象的出现。这是杜甫在穷途独处的人生中探索诗艺的结果,不但有重要的诗歌史意义,而且也是他以诗论诗的活动产生的背景。这些论诗之作孕育于其赋诗遣怀的创作过程之中,首先也还是他的体物缘情的产物。这一性质决定了杜甫对诗歌与诗人的评论在形式和立论方式上都与唐人常见的方式有着较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