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事象研究综论

"事象"是中国缘事诗学的核心概念,它在言事诗创作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中国古代诗学多着力于意象的营造,而忽略了"事象"的发展。在多元化发展的当下,仅仅用意象来阐释诗歌,建构诗学体系是远远不够的。于此语境之中,很多学者对意象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反思,事象研究开始引起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对诗学事象研究进行梳理与综论,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事象的内涵及其发展历程,而且也有助于全面建构中国本土的缘事诗学理论。     

论福柯解构史学对新历史主义的影响

新历史主义历史诗学在理论方法、概念术语和批评实践等方面都受到福柯有关话语实践性理论、考古学描述方法、系谱学的效果史研究和权力生产性观念的有力影响。本文就上述影响做了系统考察 ,并对它们共同的“文本主义”等思维盲区做了简要分析。     

宋代诗论对李白不公正评价的时代原因

唐代与杜甫处于并尊地位的李白,在宋代受到较多的贬抑与冷落。但有宋一代并非自始至终只有一种声音,宋人对李白及其诗歌的评价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况。李白在宋代的地位有一个升降起伏的变化过程,这一变化过程反映了不同阶段的宋代诗坛对唐诗的接受角度和接受程度,与宋诗创作的发展和宋代诗学的演进轨迹呈现出相一致的走向。     

文化诗学观照下的中国当代新诗

中国当代新诗在英、美诗歌的影响下,其语言、形式和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诗歌创作上自由性、随意性和口语化的趋势.本文通过对中国当代新诗的讨论、研究,认为:中国当代新诗在不断边缘化的同时其地位也在滑落;诗人、读者和批评家都面临着创作与阅读的困惑、创作与审美的困惑以及艺术标准失范的困惑;中国当代新诗的出路在于努力实现诗性本质的回归.     

李白诗歌用典的诗学谋略

李白以典故的活用疏通文化密度的淤积,充分发挥了一个天才诗人的主体性。典故的选择,实际上是携带着现实的感触,寻找历史的相似性。李白写边塞豪情和宫中行乐,多用汉朝典故,安史之乱后,李白诗选用的典故系列发生明显变化,所选多为战国典、楚汉相争典,以及五胡十六国、永嘉南渡典。他用这些典故所携带的历史相似点,描写战乱流离,以及在各派政治力量相争中为奇才脱颖而出所提供的历史机遇。写个人游历和身世的时候,也多遵循这一原则：写山水留连和诗酒风流,多用六朝名士典故;写流放飘零之悲,则多用屈原、贾谊的典故。他活用典故的方法多姿多彩,精于取舍,讲究正反,巧作分合,善用流密,用典的方式五花八门,正用、反用,明用、暗用,翻过一面用和充满悖论地用。在如此丰富奇幻的用典方式中,超集码的汉字文化网络被牵动和激活,被拆解和重组,从而使再生文化现象的用典在形式上出现许多原创的功能。这种典故的拆解和重组,剖分和联缀,在李白诗歌中表现得异常复杂,把诗人的心灵感受,渗入于典故语言的超集码性,成为增加文化密度的一种审美谋略。李白诗歌用典的操作充满着试验性,试验性乃是创造性,若干试验的夹生,并不影响李白诗的总体成就,反而映衬出他敢于创造的胆识。     

走向比较诗学视野的《文心雕龙》研究

对诗学体系理论文本的阐释不应仅从其自身的理论资源出发,还应参照其他文化体系的理论资源,从多种角度、多个层面进行全方位的阐释.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还原真义、校注、译介的层面,还应当在当代语境中运用世界性视野去把握其价值和意义.     

当今《诗经》研究之困境与心理学的思考

当今《诗经》研究面临的困境有《诗经》文本的不确定性、历史文献与"地下证据"难以取舍、《诗经》中诗歌的起源观点的不统一以及《诗经》研究能否达到客观性等疑惑。国外研究者采用认知诗学等方法论对《荷马史诗》进行的研究,有深远的借鉴意义,而从心理的客观性的视角来进行研究,可成为《诗经》研究的新思路。     

新诗“题词”：不容忽视的伴随文本

不少现代新诗都附带“题词”——一本诗集、一首诗、一节诗之前所引的诗句或言辞.这是新诗独有的标记,但长期被研究者忽略.作为伴随文本,题词具有一种文学与文化建构的功能:在拓展与丰富现代自由诗形、衍射与规约文本意蕴、呈现与记取多重文化资源等层面实现了对现代诗学的建构.它在新文学“欧化”潮流里诞生与繁盛,在文艺“大众化”、回归“民族形式”、清理“五四”文学遗产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迅速凋零,与新诗、新文学的走向基本一致.加之题词自身有着多副面孔,兼具“副文本”、“前文本”、“同时文本”、“链文本”等多种伴随文本的特征,具有很大的容量和延展性,不容忽视.     

美国文学中的新历史主义理论解读

新历史主义是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一种文学批评实践,是一种对历史文本进行重新阐释和解读的"文化诗学"。新历史主义注意强调历史的文本性,否认有真正的客观的历史,而只有站在统治者角度的对历史的宏大叙事。在新历史主义看来,文学和历史并无明显的界限,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印证的"互文性"的关系,即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本文就英美文学中的新历史主义理论进行阐述,旨在分析其批评范畴以及其文学与历史的关系。     

屈原诗学及其哲学理性

屈原第一个把"气"的概念引入诗中,形成了他以"天地之美气"为形上本体、以"缭转"之"悲气"为诗歌之气的诗学本体论,蕴含着"生生之德"的生命精神.屈原提出了"作颂自救"、"赋诗自明(证)"的诗学命题,使他脱离了儒家"诗言志"的传统,走上了以诗歌创作确证自我生命价值的诗学新路.这一创作思想可以概括为:我创作,故我在.具有悲剧精神的屈原诗学是建立在其"知性"哲学理性基础上的,这与具有辩证精神的儒、道哲学异质而互补.探讨屈原诗学及其哲学理性,对于重建中国当代文论乃至发展民族精神都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