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学范畴的人本构建

从发生学角度看,中国古代诗学范畴体系可分为"物本"与"人本"两大系统,二者根源于中国古代哲学的本体二元论。两汉魏晋时期,随着人物品鉴风气的盛行,人之美学成为流行的美学风尚,于是诗学范畴体系的构建逐渐褪去物本哲学的色彩,更多地展示出人本哲学的特征。古典诗学范畴的人本构建模式,主要围绕着人的形体、感官和精神三大类属展开,形成了一系列互相包容、前后联结并具有丰富内涵意蕴和外延价值的范畴序列。这种建立在人体"小宇宙"基础上去体验、比拟、推论、演化自然大宇宙的思维模式,不仅使得诗学审美范畴的建立具有家族性、连绵性和表现性,也确立了中国诗歌传统中博大深邃的象征思维和诗性智慧。     

朱湘诗学(下)

朱湘诗学是现代诗学宝库中的一笔丰富遗产,为新诗"现代性"安置了一块"诗性的基石".其内容主要有潜在的爱国诗学、显在的悲剧诗学、启蒙的精英诗学、完善的形式诗学、先在的传统诗学、融通的西方诗学和唯美的批评诗学.但诗学的偏至与不完善,批评的感性与单面化也是必须正视的问题.     

“比兴”与中国诗学意义的动态生成

“比兴”不仅是中国诗歌独特的表现方法，而且更是中国诗学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因此它可以作为描述中国诗学意义生成模式的基点。“比兴”意义的生成乃以它所具有的两个意义场之间的二元关系为出发点，通过“取类”、“取象”的方式实现的；两个意义场之间的张力互动在追求意义生成的动态性的同时实现了意义生成的丰富性。     

论翻译的文化诗学研究

翻译的文化诗学产生于翻译的文化转向中,它以文化的视野、历史的角度、多学科的空间以及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充满诗性品质的跨文化活动的内部机理和在译语文化中的作用机制,并将两者结合起来,构成翻译的文化诗学的主要内容,为翻译理论研究和中西翻译理论的平等对话提供了一种进路.     

语用学视野下的诗歌语篇研究

诗歌是精炼的艺术、文学的精华,纯正文学趣味的培养需要从读诗入手。将诗歌语篇纳入语用学研究视野并建立诗学语用学这一交叉学科可以拓宽语用学和文体学的研究范围和层面。诗歌语言与自然语言本质上没有差异,它与作者和读者的心理乃至整个社会历史、思想文化的外部语境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必须采用内观和外观相结合的综合分析研究方法探究其动态而多维的语用目的。诗歌语篇的互动性可以在言语行为理论框架中得到诠释,取效行为理论模式的建立进一步验证了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诗歌作品欣赏的可行性及有效性。     

论清代女性诗学主体性话语表达的矛盾与困境

清代的女性诗歌批评家们按自己的性别立场对清代女性写作展开评论,通过强化女性的文学成就改变女性缺失的社会价值,在代表父权社会的象征界中寻求女性自我的身份与认同,表现出较为自觉的诗学意识和女性意识.但是,清代的女性诗歌批评家们一方面在努力表达着属于女性自己的主体意识,另一方面,却还是没能逃脱女性边缘化的命运,主流意识形态的操纵使她们的主体性话语表达陷入矛盾困境.     

江南文化的诗意解码——潘维诗歌论

在江南文化的世界里,潘维是鲜明的诗性符号之一。作为潘维灵魂基因元素的外化,“江南雨水”、“少女”、“太湖”、“巨龙”等江南文化地理意象,既是潘维破译江南文化的诗意密码,又是读者破译潘维灵魂密码的钥匙。他宣称自己是“汉语诗魂的守护者”。他对于“汉语帝王”角色的自期,显示出他的诗学野心。     

李梦阳、何景明诗学论争的理论内涵及其意义索隐

李梦阳与何景明的诗学论争有着深层的理论含义。对于李梦阳来讲,其诗坛盟主的身份意识对其理论主张的阐述逻辑与述说方式产生了影响,我们不应仅从其语言措辞本身来解读其诗学理论。结合前七子时期的理论背景与明代诗学的发展走势,重新厘析李、何之争,有助于更为准确地理解二人的诗学观念及其理论意义。     

口语诗学:声音和语言的符号关联——关于符号学和文学人类学的研究论纲

长期以来,由于文字崇拜、文本中心和文人心态的影响,固有的“诗学”理论实际上局限于文本范围,堪称“文本诗学”。如今面对文本中心的消解,人们开始重新关注口传文化的存在及其原创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对“口语诗学”的研究无疑将有助于诗学理论的深化和拓展。     

子思派《诗》学及其道德化倾向

子思、孟子、荀子代表着战国儒家中的三派，孟子代表的是王道派，荀子代表的是制度派，而子思则代表道德派。子思一派的《诗经》传本与今本《诗经》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是战国众多传本中的一种。此派于《诗》没有多少解读性的话语，而全部指向了人伦道德的兴喻与确立。《诗》在这里已不再是“礼”的说明书，而变成了修养心性、完善人格的精神法典，体现出一种新的道德理想与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