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荆文公诗李壁注》二题

《王荆文公诗李壁注》是价值最高的宋诗宋注之一,历来为学界所重视.但对于李壁注对王安石诗歌艺术层面的触及和讨论,学界重视仍然不够.一方面,李壁对王安石诗歌师法韩愈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体察,于注文中多有表露,这是尤其不应当被忽略的:另一方面,李壁注诗,意、艺并重,在解释名物、典故以及补充本事的同时,谈诗论艺的倾向尤其突出:他不但大量摘引宋诗话的内容,还常常通过比较的方法,对王安石诗歌的句法、对仗、用字等方面进行灵活、简洁的艺术评价,提升了诗注的艺术趣味,增加了诗注的弹性,给原本呆板、生硬、枯燥的诗歌笺注注入了活力.     

论孔子诗与乐思想的不对等性

后人常以＂诗教＂或＂乐教＂指称儒家的文艺教化思想,而＂文质观＂逐步推导将使我们看到,在孔子的哲学中,＂诗＂与＂乐＂已产生分离,走向独立,这就是其诗与乐思想的不对等性。     

哈代代表诗中生态意识的揭示

托马斯·哈代的诗歌常常表现人与大自然紧密的融合,通过自然景色反映人物的精神面貌,哈代对大自然的态度是极其复杂的,托马斯·哈代既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又是一个具备生态意识的诗人,以自然生态为主题的诗歌中和谐与仁爱成为拯救社会的良方,折射出哈代的生态意识。文章主要通过分析哈代生态意识的形成原因,解析其代表诗作《黑暗中的鸫鸟》与...     

西周《大武》乐章新论

自朱熹以来,学者考察《大武》的用诗,多把《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之语当作讨论的基准.其实,《左传》宣公十二年的“楚子之语”是对“武功”的解释,与《大武》乐章没有必然联系.因此,不能把“楚子之语”当作判断《大武》用诗情况的基准.考察《大武》的用诗情况应从《大武》的构成要件入手,《大武》乐是由《武》乐和《酌》乐组合、提炼而成:《武》乐表现的内容是武王伐纣,又名《武宿夜》,伶州鸠之语及出土编钟的铭文可资证明;《酌》乐即《勺》乐,重在表现周公平定天下和“周召之治”的内容.由此可以确定《大武》所用诗即《维清》、《武》、《酌》三首.     

“十首九说妇人与酒”——论李白闺情诗、饮酒诗对宋词的影响

李白以豪放飘逸著称,其飘洒不群、傲岸卓立的自我形象本身就是宋词作家睥睨权贵、向往自由的典范。若从整体来看,他对宋词影响最大的并非其汪洋恣肆之作,而是咏写"妇人与酒"的旖旎小诗。此外,他的咏月、怀归、怀古诗等也多为宋词所取。     

“会稽二清”论略

中晚唐江南诗僧在唐诗作者群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被称为"会稽二清"的清昼、清江,又是其中的佼佼者。文章论述了"二清"名称的由来、"二清"的交游、其诗歌手法在入静、诗禅互喻、意境表现等方面对于中晚唐僧诗的代表性。     

回归古典和“诗与哲学之争”

以追求真理,探索人的内在灵魂为宗旨的柏拉图哲学,不满诗歌将灵魂导向堕落,对其进行猛烈地抨击。自认为独自拥有智慧之源的诗人面对宣称忠实于真理和智慧而又来势汹汹的哲人奋起反击,从此在西方思想史上拉开了诗与哲学论争的序幕。不管是“哲学与诗的纷争”,还是哲学对文学的压抑,抑或还有文学对抗哲学的行动,这些都一次一次把学人拉回到希腊古典世界。重返“诗与哲学之争”议题发现,哲学、政治、历史和神学在学科诞生之初充满了被诗影响的焦虑。哲人与诗人的一路争吵向读者呈现了“诗之美”与“思之智”,这两个古代经典的重要维度,因而重新审视“诗与哲学之争”成为“回归古典”的重要路径。     

唐代干谒诗与干谒文比较论

投献干谒诗和干谒文是唐代文人干谒活动中最常见、也最直接的干谒手段.干谒文学因其鲜明的工具性、目的性和功利性,成为不同于其他文学创作的一个特类.唐代干谒诗与干谒文在兴起时间、表达技巧、艺术效果、干谒功能及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等方面,具有诸多异同之处.     

清代词学中的《诗》学话语

儒家<诗>学是清代词学理论的重要源泉.从最初在形式、内容上的攀附<诗经>,并利用孔子删诗的问题为词辩护,到从理论根基、审美原则、诠释方式三个方面系统吸收<诗>学理论,清代词学理论的构建受到了来自儒家<诗>学话语方方面面的影响.其中动因有词体本身"尊体"的需要,也有词学构建者经学背景的因素.<诗>学话语的渗入,虽说成为主流经学意识影响词学的重要方式,但也客观上提升了词体的地位,丰富了词学理论.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词论的儒家化也从根源上导致了晚清词学的衰落.     

论宋代僧诗中的偈颂赞

宋代僧诗是宋诗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偈颂赞类作品在宋僧诗中占有主要地位,此类作品源于佛经,但又不能等同于佛经中的偈、颂、赞,其主要内容是以文学手段宣扬佛教教义,其中的临终偈颂尤具特色和代表性。语言极为俚俗,形式灵活多变,是偈颂赞类宋僧诗的主要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