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可以爱:论爱情诗兼评<<田秭援爱情诗选>>

由“诗可以怨”推及到“许可以爱”,反映了诗歌心路历程中内心情感的波谲云诡之变。诗由最早的民歌肇始到向个人创作的演进,记录了诗的艺术创造的历史。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爱情诗,在２０世纪多经磨难,直到最后的二十年,才进入它的勃发时代。在爱情诗 中记述的怨与爱的两种心灵体验的相互漫漫与纠缠,正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美的融合。 爱情诗是展现人性美与人情美中美与崇高的最佳文学手段之一。     

日本花道中的插花与中国古代三才阴阳思想

真正的日本花道自近世开始。日本为了建立一个较为有秩序的社会,就把中国的一些古代哲学思想如阴阳、三才等理论引进了安慰人心的花道体系,并因此造就了日本花道中插花的形式。而在插花真正形成之前的奈良与平安时代,已经存在日本民间的折花插头习俗,尽管不是真正的插花艺术,但是仍然为插花成为花道铺垫了道路。     

“讽谏”“诗教”与《毛诗》的兴衰

汉代《毛诗》主“讽谏说”,不主“诗教说”。它提倡的讽谏精神对唐代至北宋诗歌产生了极大影响。朱熹作《诗集传》,“诗教说”兴而《毛诗》废。它对元明清诗歌影响巨大。《毛诗》兴衰与古典诗歌盛衰合拍,成为贯穿诗歌史的一根线索。     

元代诗僧的地域分布、宗派构成及其对僧诗创作之影响

依据《元诗选》等相关文献,对元代诗僧的占籍与宗派归属所作的数据分析表明：江苏、浙江两省是元代诗僧聚集的中心;而临济宗的祖先、松源、之善、居简四大世系,则是他们主要的宗派归属。此种地域分布的态势,使元诗僧的创作深受各时期流衍于江浙诗坛的主流风尚的影响。同时,临济宗的宗风、旨趣亦广泛地渗透到他们创作当中;但由于所属世系的不同,元诗僧与统治者的关系亲疏不一,这使得他们的创作取向亦不尽相同。     

论鲁迅《摩罗诗力说》之自由精神

自由精神洋溢在鲁迅《摩罗诗力说》的字里行间,并以鲁迅式的独特阐释给人们以重要启示。针对中国缺乏自由精神的病状,鲁迅开出了药方：建立自由意识,争取自由权利,在斗争而非逃避妥协中保障强化自由。同时,鲁迅立足社会,从文学的感化作用提出自由精神的实现途径。鲁迅对于自由精神的推崇和追求超越了时代局限,对我们今天依然有重要启示。     

汉魏晋南北朝侠文化寻踪

根据《史记》、《汉书》等史籍提供的材料,可以断定战国至两汉时期游侠结私交、养宾客的真实身份,其任侠行为表现在振穷济困、快意恩仇和对抗官府等多个方面;而魏晋以后那些完全凭借个人勇力行报德报怨之事者亦可视作游侠,该时期“侠出年少”的现象可以从当时社会环境因素中找到原因,艺术化的游侠形象也是这一时期侠文化所不可或缺的部分,主要体现在曹魏以来以诗歌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之中。     

王府教官身份与史浩的应制诗

史浩的王府教官身份对其应制诗的创作有重要影响.首先,品学老成、政治可靠是王府教授选拔的两个重要标准,史浩的老成催生了他精粹练达、雍容和平的应制诗风,高宗的亲擢则令其所作多有感戴之语;其次,教授内容上的重德轻艺的特点使得作诗不被提倡,故史浩应制诗的数量较少,且少声色之娱的描写,语言也不涉华丽奇险而略显质朴雅淡;最后,与教授方式上的寓诫于读相一致,史浩的应制诗也能委婉箴讽.在出任建王府直讲期间,其所作应制诗中,抒情言志有所加强,对建王与皇孙皆有影响.     

俄文歌曲汉译漫议

译《相对论》虽不一定要有爱因斯坦的水平,但总要看得懂相对论,译文学作品最好本身就是翻译家,译诗若本人不会写诗就译不出诗来,而译歌不仅要懂诗律,还要懂音律才能译好歌。     

柳宗元诗歌的创作风格及其艺术渊源

柳宗元是中唐诗坛重要诗人之一,他的诗兼有学陶的简淡、学谢的精致、学《骚》的幽峭。不同的诗体,不同的书写对象,不同的创作心态,使他的诗歌创作呈现多种艺术风格。他的诗风的形成既有深厚的艺术渊源,也有深刻的精神渊源,加上个人独特的人生遭遇、深邃的思想和艺术敏感,融汇结晶为雄浑简淡的总体风貌。     

从行役诗看陶渊明归隐的心路历程

陶渊明从仕到隐大致走过了努力求仕、欲罢不忍和坚决退隐这样一个曲折的心路历程,期间诗人的心境也是处在一种矛盾苦闷当中,而只有到坚决退隐之后,诗人的心境才趋于平静.他的行役诗较好地反映了其走向归隐的心路历程,同时也揭示出陶渊明的归隐是其对自由人格追求不断强化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