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乡土诗到《原野》：书生写作的回归与突破

吴昕孺是一位实力派诗人,也是“好诗主义”的提倡者、践行者之一。他的长诗《原野》堪称长篇巨制,既走出了新乡土诗派的阴影,又避免了掉入当前粗陋化写作的陷阱,且能别开生面,以现代性突进作为书写技法和叙述方向。吴昕孺以自己独立、清醒的价值观和文学观,以自己的探索和坚守,形成了一种颇具个性化的“书生写作”现象。     

关于袁昶的几个问题

在对袁昶存留文献系统掌握的基础上,解决四个袁昶研究中的问题。一是袁昶的字号与室名。袁昶的一生字号与室名很多,以字号室名寄意,表现其宗奉道家与佛家的思想特点;二是袁昶诗集的名称、编排与品评。袁昶从光绪初就开始编辑自己的诗文集,他一边创作,增加体量;一边听取同道文友对自己诗文的品评建议,修改诗作,在诗学上获得提升,调整编排体例,光绪十五年开始刊刻,十六年年初有了第一个版本。广泛吸取文友们的意见,同年又有了第二版本。此后仍然在修正,光绪二十年又产生了第三个版本。诗集的名称最初命名为《骈枝集》,最后定稿为《渐西村人初集》与《安般簃集》。三是概述袁昶的日记。袁昶日记历时近三十年,篇幅较大,是庚子乱后由其后人抄录而成的,也有他人录出的片段,由于辨识上有一定难度,从未刊行。笔者在标校其全部日记的基础上梳理其版本源流、体例与内容。四是从其日记中辑出集外佚诗。     

三境诗英译的境界降位

三境诗在审美价值建构上存在差异:物境诗以美、情境诗以情、理境诗以真为其审美价值建构核心。译者如果不能正确辨别原诗境界,英译时就会产生境界降位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情境译为物境,理境译为物境,理境译为情境。文章对降位的原因作出了分析:三境诗追求含蓄内敛、实中藏虚的审美效果,故多使用具有多义性、模糊性、文化性的意象语言,以及隐喻、象征、暗示、典故等修辞手段,三者都会造成对原诗境界的遮蔽,进而造成英译境界降位。      

从哲理诠释、精神信仰到成德成人——20世纪以来“致良知”教研究的基本定位与反思

“致良知”教作为王阳明思想的重要内容,既是其讲学的立言宗旨,又是王门诸子学习、实践活动中的思想纲领。20世纪以来,关于“致良知”教的研究主要形成了哲理诠释与精神信仰两种不同诠释路径。反观20世纪以来阳明“致良知”教的两种研究取径,都不可回避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成德成人。成德成人的德性教养既是儒学一以贯之的内在精神,更是阳明“致良知”教的本旨意涵,其意义就在转化个体生命情感、精神意志的过程中显现出人人本有且知是知非的良知。在成德成人的基础上,哲理诠释的路径蕴涵着精神信仰的价值追求,而精神信仰的路径又表现出哲理诠释的普遍性面相。这既关涉如何体贴阳明哲学的真精神,也向当代儒学研究提出了应当如何诠释儒学传统价值的重要问题。     

基于"共赢机制"的多元化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

地方经济发展、转型、升级倒逼地方高校进行转型,高校在转型的进程中只有依靠"产教融合、政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方能培养出企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本文分析了高校"政校企"合作中存在的问题,探索了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中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提出了高校通过校企合作可实现的目标,阐述了"共赢机制"的政校企产教深度融合的实现途径.长春工程学院通过"共赢机制"的"产教融合、政校企合作",构建了多样化的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实现了"五个融合".     

宋朝信武殿所在地辨——兼与陈子彬、齐敬之先生商榷

《和国信张宗益少卿过潭州朝拜信武殿》是苏颂《前使辽诗》的一首。陈子彬注文说,潭州是今日之长沙,汉朝功臣靳歙庙是信武殿。但是辽国是宋朝北部邻邦,北宋使臣赴辽不可能经过潭州,更不可能去朝拜那里的靳歙庙。这与常理有违。并且,按照习惯,靳歙庙应该建在江陵,即今日之荆州,潭州就没有靳歙庙,更不会有信武殿。另从《宋朝事实》《宋会要辑稿》《开州志》等历史文献及原诗内容分析,《和国信张宗益少卿过潭州朝拜信武殿》,是一首对"澶渊之盟"的颂歌,而"澶渊之盟"就签订于澶州。信武殿是宋仁宗于皇祐五年(1053年),为纪念其父真宗在景德元年(1004年)御驾亲征到澶州,战胜契丹,与之订立"澶渊之盟"的历史功绩,下诏建立于澶州的。因此,原诗题名中潭州实为澶州之误。     

创建“现代学徒制”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实践分析

建设基于国情的现代学徒制,是针对企业办学、校企一体的特点而设计的,能凸现学生技能学习的特征.本着“自主创新,特色发展”的思路,走出具有“江南造船”文化底蕴、具有“江南造船”精神、具有“江南造船”特色的现代学徒制职教体制和运行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说,从国情出发,为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探索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教育模式,实现《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做精、做特、做强职业教育”的目标.     

新时期诗歌对政治的加法和减法——政治与诗歌的互相介入

新时期现代派诗歌为了抵制政治对诗歌的介入,重新回到真实的语言而减去诗歌中的政治因素,走向"纯诗",但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何在保持现代主义技巧的同时又介入政治和社会,写出好的"杂诗",前苏联和东欧的经验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