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视角下的《诗》《书》关系

先秦典籍常见的《诗》《书》并称现象说明,在《诗经》和《尚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从历史渊源看,二者具有相同或近似的历史起源;从现实功用看,二者在西周时代的礼乐活动中共同发挥着近似的作用。从文学视角探究《诗》《书》关系,可以揭示先秦诗歌和散文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乃至相互转化的关系,这对认识先秦时代《诗经》与《尚书》的生成与功用,对认识《尚书》的诗化特征均具有重要意义。     

误解的对话与汉学三期——解读“顾彬现象”的一种历史思路

以解释学的"理解就是误解的对话"理论来梳理西方汉学的发展轨迹,可以概括出"汉学三期说":传教期、译介期和批评期。在解释学的视野下,这三个时期,并不是一个编年断代史的划分,而是汉学对于中国学术的"误解的对话"的历史逻辑的展开。在"汉学三期"背景下,具体地解读第三期代表人物德国汉学家顾彬在中国学界产生的"顾彬现象"。可以发现,基于解释学立场的汉学家顾彬,因为坚持他对中国文学的"偏见的批评",使他和中国学术的"误解的对话",展示出西方汉学史空前的冲突张力,而顾彬则在当代中国文坛和媒体,成为了一个"西方批评"的符号。     

清代学术史的一部力作——读漆永祥《汉学师承记笺释》

漆永祥先生用十余年心血完成并出版了他的力作《汉学师承记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同时还有密不可分的《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江藩集》二书,总计三书160余万字。《（汉学师承记〉笺释》等三书,是《国朝汉学师承记》与江藩研究的总结性集大成之作,尤其是《笺释》一书,将成为学习研究清代学术史不可或缺的案头必备之书。     

从《氓》看《诗经》中的弃妇诗

《诗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反映了西周生活的方方面面。《氓》中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一个＂弃妇＂形象,深刻揭露了古代妇女在恋爱婚姻问题上受压迫和受损害的现象。本文的目的是通过研究对弃妇这一形象有深远影响的《氓》这一篇诗歌,来看弃妇形象的发展和文人的弃妇意识。同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氓》对弃妇形象的经典描绘是否蕴涵了中国文人最早的潜在的女性意识。     

许渊冲《诗经》英译的“三美”再现

《诗经》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结晶,是中国传统文化典藏的宝库。其主题丰富,节奏鲜明,韵律和谐,结构工整,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生活的全貌,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许渊冲先生是中国古诗词翻译大师,他的《诗经》全英译本是其音、形、意三美理论指导下的佳作。韵译是其译本的典型特色,生动再现了诗歌的音韵美;重章叠唱的优美形式增强了情感的表达;文化意象承载了诗歌深刻的内涵,传递了异域民族特有的文化韵味。许译《诗经》三美齐备,全方位再现了《诗经》的艺术魅力。     

对《诗经》中“鸟”类兴辞的诗学研究

《诗经》中存在大量以"鸟"起兴的诗章,这些鸟类兴辞中表现出当时诗歌创作所包含的一些特殊的观念形态。诗人将鸟类的某些自然特征与诗歌的情感主题联系起来,在兴辞中以鸟的通适性特点作为核心意象,并采用特定的诗歌语言形式,与其他诗歌意象共同构成一定的抒情氛围和基调,引起诗歌创作活动中的情感共鸣。     

《我是猫》的中国文学元素运用及其意义

夏目漱石在成名作《我是猫》中,通过引用、化用、临摹、整合等方式,运用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学材料,丰富了作品的内容,增强了艺术表现力,体现了夏目漱石很高的汉学造诣。将《我是猫》中中国古典文学元素的运用,还原到明治时代,联系夏目漱石的思想和文学观念,可以看到夏目漱石创作的独特美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桃夭”的语义原型及其演变

＂桃夭＂一词来自《诗经.周南.桃夭》篇名,成词之初直到宋朝,其原型意义一直为＂桃花繁盛美好的样子＂,而在元代到清代的典籍中＂桃夭＂一词的原型意义却演变为＂女子嫁娶之事＂。从认知图式的角度分析,可以看出这种意义流变是因为在人们反复体验中建立起来的＂桃夭＂一词的图式,通过隐喻机制,由原型意义发展出的边缘意义＂女子嫁娶＂逐渐转移到中心,取代了原来的原型意义。     

绍承汉学推陈出新——论范宁《论语》注的成就与特色

范宁的《论语》注,秉承古朴平实的汉学传统.注重训诂,对汉儒旧注加以精确审定,多有新见.义理阐发,现实性强;虽瑕瑜互见,但绝少受玄学影响,与魏晋玄学化注经的主流迥然相异.     

法国耶稣会士夏鸣雷与中西历转换表

早期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对中国年代学尤感兴趣,这主要源于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上古编年史问题的分歧,并引发了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争论。在这些争论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编年史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其中首要的一步便是设法将中国编年史中的年代记载和西方的儒略历对应起来。19世纪末期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夏鸣雷对中西历相互转换进行出色的研究,他的转换表简单巧妙、通俗易行,是当时汉学研究的得力工具,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耶稣会的性质及其在中国传教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