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美学”之说的质疑

国内学术界习惯使用的“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美学”说法是值得质疑的。应该把叔本华的美学和他的形而上学及伦理学原则分开来考察,“悲观主义”一词只能用在他的形而上的观点上,而在美学观上,叔本华的“解脱论”根本是“乐观主义”的。叔本华并不主张自杀,他只对自杀作逻辑上推论,并非用在现实经验层面上。“悲观”和“乐观”是个不明确的述语,应该加以限制和说明,用“唯情主义”来指称叔本华的美学也许妥帖些。     

浅谈唐代音乐诗

唐代音乐发达,音乐文化是唐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而音乐诗创作颇为兴盛.首先,内容题材丰富多样,有对乐器的描写,有对音乐之声的描写,有对歌舞样式的描写等;其次,表现手法多种多样,有以声拟声、以形写声、侧面烘托等.     

《诗》“兴”与先秦断章取义的用《诗》传统

文章着重考察了《诗》中“兴”的含义,及在先秦时代的用法、目的和对后世的影响。     

从汤义仍到钱牧斋——一种“诗道”理想的确立

汤义仍与钱牧斋的交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其不仅展现出钱牧斋"诗道"理想确立的具体情景,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明末儒家学术体系向传统复归的内在趋势。     

明清诗话对诗“气”认识之探索

明清诗话将多变而冗杂的诗之"气"理解为大自然或人体之气,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创作心理与倾向,是一种成熟而务实的诗歌理论心态。在对诗气的探索之中,有如寻求隔水蒹葭之伊人,挫折中折射出了一缕淡淡的迷茫。然而正是在这百折不挠的探寻之中,才使人深切地感受到:其探索的过程和经验,实为后人诗歌创作竖起了一面泽被百代、可资多方借鉴的铜镜。     

论台湾图像诗——从艺术表现论的实验性层次谈起

台湾图像诗产生于台湾现实生活 ,是台湾现代主义诗歌探索浪潮中的产物 ,虽然只是一现的昙花 ,但它较之“千年一贯制”的古典诗歌 ,在话语空间与符号编码上作出了越轨式的突围 ,在我国台湾新诗发展历程中的功绩和作用不可磨灭     

探视孙子遇“红灯”隔代亲情遭遇法律挑战

爷爷奶奶泪流满面,诉说委屈:“不让我们看望孙子,就是对人性伦理的践踏与挑战!”孩子的母亲理直气壮,针锋相对:“没经过我的同意看望孩子,就是对法律的蔑视和挑战。”这是前不久发生在江西南丰县的一起探视权遭遇法律“红灯”的官司。艾龙生是江西南丰县电信局的退休职工,他和老伴魏如水是恩爱夫妻,与儿子儿媳相处也很融洽,退休后的日子过得很不错。1998年,孙子艾明(化名)出世,艾龙生笑在眉头喜在心,觉得晚年又多了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从此,老两口将孙子当作掌上明珠,百般疼爱,千般呵护。然而,老人的晚年之乐很快就被儿子与儿媳的婚变打破…     

“诗缘情”新辨

关于“诗缘情”中其“情”含义的阐释 ,历来褒贬纷纭 ,莫衷一是。为避免偏执一端而不及其余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需与诗论开山之祖的“言志说”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与文学创作实际中揭示其“情”的含义。循着这一思路 ,不难发现“诗缘情”实是一种新的文学观 ,其“情”主要指物感之情 ,一己之情 ,它改变了传统的文学观 ,使文学走向最终的自觉。     

小说《恶心》的思与诗

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是阐释生命意义的诗性学说,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是追问人生价值的哲学言说。小说《恶心》就是思与诗密切相依的典范。它昭示了人如何从萨特哲学对本质所界定的事实性否定命题通向对存在所设想的价值性肯定命题。     

“人面桃花”的衍变

崔护的《题都城南庄》诗，经孟的《本事诗》一落实、渲染，人面桃花的故事遂广为传布。宋金元时期以此为题材的作品，今不得见；就明清时期此题材的戏曲创作而言，则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谨守《本事诗》规模，情节简单，重，点突出，注重人物心理刻画，但有单薄之嫌；一是增添人物事件，内容繁复，排场热闹，但却愈来愈远离人面桃花故事的重心，甚至喧宾夺主。这是人面桃花故事题材本身的某些先天性不足所致。若变换一个角度观察，则后一类剧本中之喧宾夺主者，实际上已经变为另外一种剧作，也自有其独立存在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