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伦理学的一次文学实践——以胡风事件为例

胡风事件的发生距今已有半个世纪,但回想起来仍令人震惊不已。与过去相比,今日的文学环境显然有很大的改善,但前些日子的韩（寒）白（烨）之争仍让笔者心存不安,中国人的非理性由来已久,由此可见一斑。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先进文化的理念不断涌入,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理性和话语伦理学的理论便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工具。     

滋兰九畹,树蕙百亩--从毛泽东诗词看我国诗歌发展的愿景

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也是杰出的诗人,他在革命实践中写下的诗篇,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我国诗歌发展面临重重困难的今天,借鉴毛泽东诗词的思想和艺术,是我国诗歌从形式、内容和创作态度上重新革命,走出困境,健康发展的重要出路。     

苟象寺“垛顺节”中的汉藏文化交流研究

苟象寺(■)是白龙江流域建寺年代最早、极负盛名的苯教寺院,由安多“三圣者”之象帕创建。寺内存留至今的典籍、法器、佛像、壁画、铠甲等文物,蕴藏历史时期汉藏民族交往交流的文化实践内容。文章通过田野调查,认为该寺由僧人、民间宗教祭司和俗人共度的“垛顺节”(■)是苯教禳解仪轨“垛”(■)民俗化、节日化的结果,具有村落仪式和佛教“羌姆”(■)的形态特征,亦有汉藏相融、佛苯共存、僧俗共舞的特点。垛顺节中的详解春牛历、军舞、狮子舞等内容均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通过分析其具体内容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来阐明汉藏文化接触、互动、彼此借鉴的历史过程,进而揭示藏汉文化互鉴互融的机制,以期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地方性的实践支持。     

现代学者旧体诗词创作与其学术之关系

在现代学术史上有一个特殊的现象,一大批有影响的现代中国学者,除了从事本专业的学术研究之外,还写有数量不等的旧体诗词。这些旧体诗词的最大特点在于“以现代学术入传统诗词”,从而使得他们的学术研究与旧体诗词创作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现代学者的学术与其旧体诗词的相互关系,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先有诗,后有学”模式,即在旧体诗中先有了某个“心理意象”,然后才逐渐展开为某个重要的学术方向;二是“先有学,后有诗”模式,即先有了某种知识结构与学理基础,才发而为充满现代学术与思想的诗篇;三是在“学”与“诗”之间“如盐入水”、融合无间,这代表着现代学者旧体诗词的最高境界。由于学术与诗的密切联系,还有“学术变,诗也变”的现象。现代学者的旧体诗词不同于一般的遗老遗少之作,在现代中国思想学术文化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     

论吴孟复先生的诗论承续与诗学实践

吴孟复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旧体诗坛的巨擘,他的《勉堂诗话》体现了对中国古典诗论的总结和承续,《吴山萝诗存》则保存了大量的旧体诗歌作品,直观地呈现了他一生的诗学实践。吴孟复先生转益多师,幼时从张仿舜先生习诗,心折袁枚的性灵说,后从乡贤陈诗先生学诗,服膺王渔洋的神韵说。在无锡国专读书期间又从陈衍先生学诗,认识到学问与诗歌创作的关系,并且在自身的创作中呈现出“以诗述学”和“诗学一体”的特点。此外,吴孟复先生还总结了自身诗学实践的经验并指示了诗学实践的门径,他认为文本批评式的诗话和经典细读式的妙悟是诗学实践的具体方法。他的诗学观念和诗学实践深刻地影响了二十世纪的旧体诗坛。     

精神分析、自我反思与交往理性--哈贝马斯与精神分析的关系问题研究

哈贝马斯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批判和吸收,是构成其社会批判理论学说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哈贝马斯提出的几个重要概念,如“深层解释学”、“自我反思”等概念的考察分析表明,精神分析学说与哈贝马斯的理性哲学有密切关系。哈贝马斯有关精神分析的论述既是其试图综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与当代解释学的理论努力,也是其走向话语交往理论的前奏;而其最终目的则是通过对精神病人的解析,来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社会个人人性压抑的社会现实。我们既要肯定哈贝马斯的这一理论尝试,又要看到其中的不足和缺陷。     

明清贺兰山主题诗词的书写维度及价值探论

明清时期是贺兰山主题诗词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政治环境、文教事业等地缘因素的共同构建下,诗词作品中的贺兰山突破以往单一的政治地缘形象而呈现出丰富多元的书写维度。一是地理空间维度,以山峦景致咏江山之胜,以贺兰晴雪为代表的景致呈现出书写群体对边地宁夏从疏离到欣赏的情感转向。二是文化空间维度,以塔林佛寺文庙反映儒释道三教相交融的文化氛围。三是心理空间维度,以历史遗迹抒怀古思今之情。明清贺兰山主题诗词的重要研究价值在于贺兰山文学景观的审美形象和文化内涵的变迁过程就是其逐渐与中原文化不断建立联结关系的过程,也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轨迹。     

族际互动模式及其转化

族体间的接触和互动有双面性,一方面能减少族际偏见,促进族际和谐;另一方面可能强化偏见,甚至引发族际冲突,因此需要对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行学理性分析,以便进行积极引导。族际互动可以分为直接模式和间接模式,直接模式可进一步划分为：交换、互惠、强制、合作、竞争、冲突六种模式。所谓的“族际互动”,很少是不同族体的全部成员间的互动,而是少数个体的情境性互动被泛化的结果。族际互动发生机制的重点是社会认同,尤其是族体身份认同。族际互动事关社会稳定以及国家长治久安,其模式需要向更加积极的方向转化,转化的基本条件包括：平等地位、共同目标、制度支持、媒体和教育支持、适当的时间和构建高层级身份认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