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实践与解放——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解读

在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中,他对晚期资本主义科技理性的泛滥、公共领域的萎缩、生活世界的内殖民化等问题都有独到的理解.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哈贝马斯汲取前辈的思想精华并指出其中的理论局限创立了交往行为理论,正是这一理论让他的思想大放异彩.在哈氏看来,"交往理性"正是重建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基础.     

论和谐社会中的和谐交往

党的十七大明确了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内在统一关系,而两者的实现都以和谐的社会交往关系为前提。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是由单个的社会个体之间有效的社会交往形成的,社会的发展需要人际交往关系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因此,人际交往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融洽与和睦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     

虚拟性实践的价值探讨

虚拟性实践的存在形态虽然是虚拟的,但其价值功能却是真实的。虚拟性实践极大地扩展了人类实践的广度和深度,在更高层次上体现了人作为“符号动物”的类本质特性,带来了人类思维能力的飞跃,推动了精神生产的发展,以新的交往方式丰富了社会关系。     

翻译中的主体间性——交往理论对翻译的启示

翻译研究从结构主义的“原文至上”到解构主义、哲学解释学的张扬译者理解和阐释的权力和自由空间,都因为过于极端化地强调单一主体而无法为翻译实践提供确当的方法。作者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出发,对翻译的主体重新作了划分,并对翻译主体间性的规范性进行阐述,认为各翻译主体间的合理交往为翻译活动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     

毛泽东书法源头考

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影响最为广泛而深远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中国人民最崇敬的杰出领袖。他的事业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他的伟人风范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其实,他还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诗人和书法家。可以这样说,他的诗词应当是中国旧体诗词的最后一座高峰,那么博大的胸襟,那么豪迈的气概,那么恰到好处的表达,不敢说前无古人,但肯定可以说后无来者了。     

代议制立法的有限性及其补正——兼论第三部门的立法参与功能

代议制立法的有限性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代议制立法活动之产品的法律制度的有限性,二是代议制自身作为一种间接民主的立法制度的有限性.前者在根本上乃是法律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矛盾体现,而后者则与代议制立法活动所尊奉的多数原则密切相关.在诸多论者为代议制立法提供的制度助益方案中,都透现着间接民主作为一种复合式的民主原则所需要的内在机制,即讲求程序和中间层次,重视市民社会的利益聚合功能和意见整合功能.第三部门对国家立法的积极意义,不仅在于能够将社会成员零散的利益需求集中为一定程度的普遍性意志主张,更在于其针对立法展开的意见交往活动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民主立法程序能够使国家立法获致更完整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正当性.     

从生产、生活和交往看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

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就是他们实现由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换过程,也是他们适应城市生产、生活和交往的过程.生产上的适应表现为两种完全不同的生产体系之间的转换,生活上的适应表现为对城市食品供给和居住环境上的适应,交往的适应表现在交往对象上从同质性向异质性过渡,交往范围从相对封闭逐步走向开放.     

唐宋诗词名花的人格化吟咏模式及其审美意蕴

咏花诗词作为咏物诗词的一个分支在中国历代诗词中蔚为大宗.在唐宋时达臻巅峰.名花意泉丰富精深的内涵和审美意蕴亦于此时达到了顶点,这与唐宋之际著名的文人墨客的大力歌咏与推崇是分不开的.他们在继承前代咏花的基础之上将其赋予了更深层次的人格化的内涵,生发出寄寓身世、标举人格、悦君求名、壮怀抒志四种歌咏模式,对咏花诗词的发展与创新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审美意蕴在此之上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呈现.唐宋名人以其神来之笔写尽了名花的美态、风骨与品格,使名花形神更加深入人心,积淀成为更加厚童而别具韵味的中国传统意象代代相传.     

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兼论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

哈贝马斯在政治统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上所持基本立场是,政治行动领域是根植于生活世界情境之中的,只有那些与公共领域具有实效性联系的政府行动才容易获得公众的支持与忠诚.可见,公共领城,主要是政治的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密切相关.政权的合法性需要由政治公共领域理性地提供.这是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哈贝马斯从两个角度详细论述了这个主题: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着重论证了政治公共领域的衰落必然导致政治的合法性危机;而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中,哈贝马斯则重点阐明了政治合法性的重建有赖于公共领域及其政治功能的重构.在哈贝马斯心目中,理想的公共领域应当被构建成一种能够提供自由、平等、开放的"民主商谈程序"的"交往共同体",公众可以自由而平等地介入其中,自由论辩以形成公共意见,借助公共舆论的监督功能将公共权力限定在合理范围内.并为政治的统治秩序生产出经过公众论辩、审视及批判的服从和忠诚.     

新疆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汉族城市居民的语言使用与族际交往

语言是各族群之间相互交往的重要工具,语言能力制约着族际交往的广度和深度.本文将族际交往区分出初级群体内的交往、次级群体内的交往、群体之外对象不特定的交往等三个层次,并具体分析了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和汉族城市居民在这三个层次上的语言使用情况.再结合语言能力、民族政策等因素,指出乌鲁木齐市维汉居民之间的族际交往存在着一种相对隔离的状态,在学校、工作单位等次级群体内隔离状态较为明显,在群体之外对象不特定的日常生活的族际交往中也存在一定的相对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