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齐宗室成员的诗赋作品及创作心态

南齐王室的成员绝大部分都是文学爱好者,喜欢创作诗赋.尽管数量不多,但他们的身体力行与大力倡导,对齐乃至梁的诗歌繁荣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因此,研究他们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的创作心态,有助于我们对齐梁文坛上这一特殊诗歌创作群体的研究.文章将南齐宗室成员的诗赋作品,分为三个时期来解读他们的创作心态,并作了归纳总结.     

肇发新声各领高标——论张衡诗赋中文体形态的新变

在张衡诗赋创作中,文体形态的新变极为突。就赋而言,其新变体现在:句式之变化;诗、赋、骚结合之新体式;抒情小赋之开拓;言情赋之滥觞以及七体之至思五个方面。就诗歌而言,其四言、五言、七言均体现出汉代文人诗的新特色,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汉代学术思想剧烈交变的历史背景下,张衡诗赋创作所具有的标界性的承启意义。     

从京都赋到田园诗--对诗赋文学创作传统的思考

中国古代文人创作源起楚汉辞赋,继兴魏晋五言诗歌,从而构成先唐以诗赋为中心的文学创作传统。在此长达数百年的诗赋文学创作形成时期,公元1世纪以班固为代表的赋家创制了“京都赋”文学系列、公元4世纪末以陶渊明为代表的诗人创制了“田园诗”文学系列,一被奉为赋体正宗,一被视作诗苑杰作,后世追摹仿效,奉为两座艺术高峰。而从京都赋到田园诗的变迁史迹看诗赋文学创作传统,又呈现出城市文学与乡村文学的差异,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物质背景和精神风貌,这启引我们对诗赋艺术价值作重新思考。     

从《诗赋略》到《文集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目录的发展

两汉魏晋南北朝是古代文学目录形成、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刘歆《七略》设立《诗赋略》，首创文学目录；晋宋“文章志”兴盛，标志文学专科目录的产生；阮孝绪《文集录》分别集、总集等子目著录文学文献，开启古代文学目录的主要形式“集部”，在目录学史上作出了重大贡献，并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目录的基本特色。     

诗·书·画

谢保国先生喜作诗,每逢风物节令,或游景物名胜,或听时政要闻,越有感而赋诗焉。一日,邀田冰和张延杰二同学将其所作摘其优者抄成册页．以求读诗赏书之效。诗赋与书法结缘久矣。古代文人多为诗、书兼擅者,又以毛笔为书写工具,有诗成必形于书,形于书则珠连璧合,美不胜收,这也是文人必须的一种文化修养。     

诗·书·画

谢保国先生喜作诗,每逢风物节令,或游景物名胜,或听时政要闻,必有感而赋诗焉。一日,邀田冰和张廷杰二同学将其所作摘其优者抄成册页,以求读诗赏书之效。诗赋与书法结缘久矣。古代文人多为诗、书兼擅者,又以毛笔为书写工具,有诗成必形于书,形于书则珠连璧合,美不胜收,这也是文人必须的一种文化修养。     

唐代“诗赋取士”说平议

“诗赋取士”的提法并不准确 ,但这一说法来源有自。作为科举考试的新概念 ,唐人对“诗赋取士”多所批评 ,但并未废止 ,实包含一种不得不如此的理势。从唐代学术文化思想角度来理解“诗赋取士”的命题 ,包含如下几方面意义 :社会以进士科为荣美 ,诗赋遂成为一种必备的人文素养 ;诗赋作为科举与铨选考试的一个重要环节 ,使考试具有了更大程度的“机会的形式平等”;以声律工拙论高低 ,可以用文学的标准衡量文学 ;唐代诗赋文学多具怀疑精神与自由意志 ,保存了哲学的良知     

论汉代郊庙祀典与诗赋创作

郊庙祀典是汉代诗赋创作的重要主题,对汉代诗赋创作的走向有着重要的影响;汉初郊庙制度的地方色彩和对天命神权的重视直接影响了文学领域诗赋新曲的兴造;汉代元、成以后兴起的郊庙复古运动推动了诗赋创作向儒家传统观念转变的雅化倾向;汉末郊庙祀典的式微则促进了诗赋创作中国家观念的动摇以及创作观念的新变。     

从北宋科举制度的变革看洛蜀党争的起因

王安石在熙宁变法中,将诗赋取士改成经义取士,这一改革举措,在元祐更化时引起了争议。以程颐为首的洛党支持经义取士,而以苏轼为首的蜀党支持诗赋取士,双方由此产生政治分歧。产生这种政治分歧的根本原因,是双方都希望通过控制科举取士制度巩固和扩大己方的政治影响力。洛蜀党争的导火索,是司马光的去世,使得科举制度之争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改变。随着党争的日益深入,科举取士的制度天平也随之发生倾斜。南宋以后,经义取士制度也随着程朱理学的崛起而日益稳固,并逐渐发展成八股文取士制度。     

纪晓岚妙对请贤才

清代大才子纪晓岚是乾隆年间的进士,他才华横溢,极善对句,往往信手拈来,出口成趣,天地万物、古今诗赋无不可入对者。关于纪晓岚对对联的故事民间流传颇广,比如乾隆说：两碟豆。晓岚答：一瓯油。乾隆改口说：我念的是“林中两蝶斗”,晓岚随即也改口道：我念的是“水上一鸥游”。诸如此类的对句为戏举不胜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