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雅之力:论中朝诗赋外交对古代朝鲜汉诗的形塑

明代与朝鲜的诗赋外交对古代朝鲜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彰显了汉诗在东亚文化圈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功能和价值.诗赋外交重且难,需要文士广泛参与,引发科举试诗、文官课诗等汉诗制度的联动,为朝鲜汉诗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动力支撑.在诗赋外交影响下,朝鲜保持与中国的文化粘性,朝鲜汉诗次韵、律诗的比重较高,杂体诗从无到有,并形成敏捷富赡的价值标准.充分认识汉诗的"文雅之力"与朝鲜"以诗华国"的创作观念,是理解朝鲜时代以国家行为推崇汉诗的关键,也是把握中国文学域外传播机制与朝鲜汉诗艺术风貌的关键.     

五陵原文化地位述论

五陵原作为一个人文地理概念,来自于汉代所设的五陵邑。大量地向陵邑徙民一方面形成了五陵原及关中经济的繁荣,同时也使五陵原成为汉代学术文化的中心。     

让乾隆彻悟的一幅画

泼皮和尚乾隆刚登基那会儿,一门心思钻研诗赋绘画,疏于朝政。乾隆最喜去的地方,是老城街一个叫草墨堂的画社。这个画社是京城有名的老字号,每天都有许多文人雅士来此饮酒论诗。一日,乾隆乔装打扮后,又带两名随从前往。     

志怪小说与诗赋

志怪小说与诗赋的关系,应从两个方面予以诠释,一是诗歌与志怪小说在素材使用上的共同性,比如说神话传说、释道仙灵既可为成为诗歌创作的素材,同时又是志怪小说表现的主要内容。二是志怪小说中诗歌的穿插与使用,这样不仅使得志怪小说的叙事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而且也增强了其艺术表现力。志怪小说与诗赋的结合,反映了不同文学体式间彼此借鉴利用的情况,为我们全面认识志怪小说的发展演化提供了依据。     

南宋进士分科考试制度的形成契机——兼论宋代科举史上的"经义与诗赋之争"

南宋时期,鉴于政治形势的需要、诗赋人才的匮乏以及社会右文之风的盛行,南宋政府决然恢复曾在北宋一度停废的诗赋取士制度.然而,在北宋长期实行经义取士的历史实际与儒学中兴的文化背景下,经义取士制度亦得以保留,而南宋政府兼收并蓄的用人政策客观上又强化了这一趋势.进士分科考试制度由此而确立,并延续至南宋灭亡.南宋进士分科考试制度的确立,最终结束了宋代科举史上的"经义与诗赋"之争.其形成契机揭示了宋代科举考试内容的衍变规律.     

论“敕撰三集”中的渤海使——以王孝廉与日本嵯峨朝廷的诗赋外交为中心

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始于奈良末期的日本与渤海的诗赋外交是我国春秋时期"赋诗言志"的延续与发展。同时,这种外交方式的产生还受到唐代文治之风的影响。平安初期赴日的渤海大使王孝廉与日本嵯峨朝廷之间的诗赋外交则是渤日交往史上的一次高潮,这一时期的渤日唱酬诗大多被天皇下命编撰的"敕撰三集"收录。尽管王孝廉献诗给日本天皇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日廷一厢情愿的"上国观",但渤日文人之间的"赋诗相赠"却是建立在相通的汉文化基础之上的一种思想交流、情感沟通和文化融合。     

曹丕《典论·论文》甄微

目前流行的曹丕《典论·论文》撰写于黄初初年或太子时期的说法值得商榷,本文作者据文献推断《典论·论文》的撰写当在建安十六年前后。《典论·论文》不是“自觉时代”的“号角”,它并没有打破儒家传统观念,相反,它要努力使文章成为经治国家的工具。《典论·论文》劝导邺下文士改变文人相轻的陋俗,用文章为曹魏统一大业服务。     

汉大赋与建安诗歌

汉魏文人认为诗、赋本为一源 ,赋流出于诗。汉大赋与建安诗歌的关系十分密切 ,建安文人对于汉大赋是十分仰慕和推崇的 ;建安诗歌在内容、艺术、诗体三方面深受大赋的影响 ,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质 ;建安诗人在审美情趣上也与两汉赋家一以贯之 ,《典论·论文》的“诗赋欲丽”说就明显受两汉审美观念影响 ,因此不应被认作是魏晋时期“文学自觉”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