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黄老之学源流述要

本文对先秦黄老之学进行了系统地考察 ,认为盛行于战国中后期的黄老之学同范蠡的思想有密切的联系 ,范蠡之学受之于其师计然 ,计然很可能就是班固记述的老子弟子文子 ,这样 ,范蠡的思想通过师承计然而与老子的思想相接续。范蠡助越王勾践灭吴成功之后 ,便泛海北上来到齐国定居 ,从而把老子思想由南方传到了北方 ,并最终导致了齐国稷下黄老之学的产生。黄老之学的学术特征应确定为“道法结合、兼采百家” ,道论以及与其相关的若干形而上的思想理论 ,是黄老之学的哲学基础 ,基于人性理论的法治主张则是黄老之学的主体内容。黄老之学吸收了百家之长 ,在理论上较之其他学派具有明显的优势 ,因而能够最终“压倒百家” ,引领战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大趋势。     

从"孔门四科"到"儒学四门"--对中国传统学术分类的一种简略考察

中国古代没有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科,但并不意味着没有自己的学术分类体系.从"孔门四科"到"儒学四门",体现了中国传统学术按照自身的历史逻辑,开始向近代分科性的学术门类演化的历程.     

论金圣叹对叙事文学的诗化解读

金圣叹通过对<水浒传>、<西厢记>等叙事文本的深度解读,提出了一种以诗的意境营构为主导的叙事主张,即追求叙事文学在单纯故事性之外的由氛围营造、虚实结合、缘情蓄意达到的情兴弥漫、境界深邃、余味无穷的效果.这种对叙事文学的诗化解读方式,反映了中国叙事文学及叙事学在抒情传统下生发的特色.     

投资银行学新体系初探

本文通过对投资银行的概念和金融学体系的考察 ,阐述了投资银行学在整个金融学体系中的位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投资银行学新体系 ,把投资银行学内容概括为“一个中心、两条主线、两条辅线”。最后 ,文章对投资银行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一些想法。     

论啖助、赵匡和陆淳《春秋》学的学术转型意义

啖助、赵匡和陆淳《春秋》学的学术转型意义,除却人所熟知的尊经排传,而又兼采三传、变专门为通学外,更有着理念层面上的内容:独特的《春秋》宗旨说建立了经文义说的主体性;记实书法原则的运用开启了“汉”、“宋”经学义理依据的转化;重以义例解经极大地加强了经文解说的自主性;重以“讥贬之义”解经暗含着其论说立场的转变;强烈的现实关怀再建了《春秋》经世学统。     

徽学的界定与构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徽学研究蔚然兴起。学者在从事各方面徽学研究的同时，对徽学本身的界定、内涵及该学科的构建等亦十分关注，讨论热烈，各抒己见，见仁见智。这对于徽学的发展无疑十分有益。本文主要拟对徽学的界定与构建发表一点浅见，敬请批评指正。     

徽州家族社区研究的实践意义——以婺源西冲俞氏为例

2005年10月20-23日．由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与黄山学院共同主办的“徽州谱牒：家族与社会国际研讨会”在徽学故里黄山圆满召开。笔者有幸参与盛会，并提交了题为《徽商活动与村落、家族社区的历程——以〈星源西冲俞氏宗谱〉为中心》的论文。兹将当时写作这篇论文期间对于徽学研究的一点想法写下来，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胡适关于辛亥革命的一封佚信

由《徽学园圃》改名《徽学春秋》，意指现在国内外徽学研究颇具“春秋气象”，同时想加大其纵深感。这一版块除发表一些正论文章外，还特辟了若干专栏，如“徽州人物”、“徽学名家”、“徽学新说”、“徽州说鳖”、“徽学动态”等。增加徽学文章的趣味性，可读性，力所能及地做一些有关“徽州学”的普及工作，是我们增设上述专栏的主要用意。对此，欢迎读者诸君批评指正，更期望大家踊跃来稿。     

我国公共行政学的危机：概念矛盾与研究困境

概念的混乱、研究路径的不清和研究方法的褊狭是当前我国公共行政学遭受质疑、面临发展危机的重要原因.我国公共行政学要走出危机首先必须面向实践,从研究中国的实际出发,对概念体系和学科体系进行重新梳理,建立既符合中国传统和现实,又有利于国际交流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其次还应重视研究方法的训练和运用,并加强微观领域公共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