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跨文化交际语境看日本人的交际模式

从跨文化交际语境出发,根据语境文化对交际模式的影响,探讨日本高语境文化形成的原因,分析在高语境文化影响下日本人以和为贵、集团主义意识强、以心传心的体察式的交际模式,对于提高人文素养,减少跨文化交际中的误解,促进交流都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出版家:文学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

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出版家不但是文学作品内容的定位策划者,也是文学作品形式的包装提升者,更是作家及其作品的宣传推介者。出版家要善于与作家沟通,积聚丰厚的作者资源,并且要心怀神圣的文化使命,注重提升自身的文化人格。     

“人不知而不愠”新诠——兼论“知”不可训为“举用”

杨伯峻先生将“人不知而不愠”译为“人家不了解我 ,我却不怨恨”,同时又说“这种译法我嫌牵强”。近有学者撰文从语境学角度论证“人不知”的“知”不能训为“了解”,而应训为“举用”,此说更为不妥。而从语义关系、内部语境、外部语境三个层次论证“知”,则不能训为“举用”,并且“人不知而不愠”,既不是孔子感叹的自己不被重用 ,也不是自己的学识才能不被人们了解 ,而是自己克己复礼、以礼治国的政治理想不被别人理解赞同。因此 ,建议将全句翻译为“人们不理解我 ,我也不懊恼 ,这不也算是一个君子吗 ?”     

认知的适应性表征：机制、特征与功能

人类的知识是如何获得的,抽象符号为何有了意义,适应性表征可能是揭示这些问题秘密的内在机制和合理解释方式。适应性表征是将认知活动看作在特定情境或语境中通过某种中介客体与其目标客体相互作用的思维过程,这一过程是通过语境投射机制完成的,即认知主体将中介客体携带的语境投射到目标客体上使其负载了语义,从而获得知识。本质上,这是一个认知表征的语境化过程,具有本体性、结构性、根隐喻性、工具性和多样性特征,表现出建构意义、显现关系、呈现结构、展示图景、形成科学知识体系的功能。     

回到本土语境: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转型

20世纪90年代文学转型是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热门话题,然而在近10年中,这一问题未能有效推进,其症结在于研究者忽略了90年代文学发生的本土语境,仅仅依靠西方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从而导致“断裂”说的流行。相反,如果研究者将90年代文学转型纳入80年代文学参照系中进行考察,就会清晰地看到90年代文学转型的发生与中国现代文学间的紧密联系,从而更加准确把握文学史发展的脉络。     

读者对艾青诗人形象的塑造

本文以史实为基础,纵向考察了大半个世纪以来艾青诗作的阅读接受史,梳理、揭示出艾青诗人形象的生成嬗变历程。文章认为,不同历史时期的读者,从所处语境的政治、文化和诗学视野,对艾青诗歌的内在情感构造、审美价值等作了特别的阅读阐释,塑造出自己时代独特的艾青形象,使得1930年代以来的艾青形象伴随着时代语境的变迁而变动不居,光亮或暗淡,多像交相呈现;诗人艾青形象生成演变史,是20世纪中国场域里所发生的以艾青为言说语料的一波又一波的以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民族性、世界性等为关键词的话语活动史,艾青形象上沉积着多重话语争夺所留下的尘埃。     

论话语信息中心的影响因素

信息中心是信息的核心部分,信息传递和接收直接受着信息安排的影响,因此为了提高信息交流的效率,确定信息中心的位置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分析影响话语信息中心的几大因素即语境、语义与语法结构、以及讲话人的意图出发,认为讲话人总是根据交际的需要,联系特定的语境、语义和语法结构,对信息的安排有着重要的影响。     

理论旅行:本土语境下的非遗阐释与操作

UNESCO主导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与分类体系从引入中国开始,就经历了一场“理论的旅行”.中国当前的遗产实践缺乏反思地将世界遗产体系中“物质”与“非物质”的二元对立复制到自身之中,并使二者之间的矛盾不是趋于弥合,而是更加突出.不论是跨文化转译的意义选择与误读,还是保护实践中所产生的一系列困惑,都表明了遗产理论中国化进程的艰巨程度和重要意义.     

浅析饭店名称中的语言

从语言角度看,饭店名称是一种公共场所语言.它们以最直接的形式招徕顾客,也以最直接的方式反映当代饮食语言特色,可以说,饭店名称是一种极为鲜活的语言现象.一般来说,各个行业的商铺名都可以分为专名和通名两部分.①根据店主选择度的大小,我们再将专名分为两部分,一类叫特选名,包括人称、地名、企愿、风格、评价五类;一类叫特色名,包括材料、定位、类别、制作方式四类.这样,饭店名称实际上被三分为特选名、特色名和通名     

中国文化在他者语境中的传播——以英文版《中国文学》为例

英文版《中国文学》自1951年国庆创刊到2000年停刊,对外传播中国文化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下,其有计划、系统的作品译介使中国文化在他者语境获得一定的认知。而浓厚的政治色彩、僵化的出版机制和管理体制,以及翻译人才严重流失,最终导致了杂志的失败。吸取其失败教训,新时期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应注重中外文化背景差异;要增强改革创新意识,建立多元化对外传播交流方式;重视优秀翻译人才的培养,这样才能向世界全面推介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繁荣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