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女性的身份建构——论《我知道笼中鸟为什么歌唱》的主题意蕴

《我知道笼中鸟为什么歌唱》在女主人公争取和捍卫女性自我言说、自我命名、性主动地位、与白人同等工作权利的故事中,表现了黑人女性构建自己作为黑人、作为女性的种族身份与性别身份的主题,其中寄予了黑人民族的希望与理想。     

刍议大学英语课堂双层文化教学

为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越来越重视文化教学。目的语文化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已经得到重视，但是对于母语文化教学还未被提上日程。仍然存在着“中国文化的失语症”现象。因此，应该在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重视双层文化教学。     

从朱熹论“比”重新考察其赋比兴体系

长期以来,学者多热衷讨论"兴",一般不重视"比"。实际上,"比"这个概念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本文从朱熹论"比"入手,厘清了"比"既不是比喻句,也不是全篇譬喻,甚至不完全是"不说破"。朱熹论"比"的本质在诗章的语脉,第一次将赋、比、兴三个概念放置在同等层次、同等标准的基础上,严格按照每章语脉的原则,建立起一个完整的解释体系。这个体系的关键不在直叙、兴起、不说破等概念,而在全章语脉的解读,它源自朱熹提出的"诵其本文,见其语脉"的阐释原则。本文在语脉说和赋比兴体系的基础上,解答了朱熹为何对结构看似相同的诗句有不同的标示、为何认为"比"有不说破和说破两种、《诗集传》又为何从未标过兴兼比与比而赋等问题。     

浅谈马来西亚多语环境对当地华语传播的影响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种族国家，各种族在保持自己民族特性及语言习惯的同时，又互相融入，互相影响，形成了马来西亚特有的多语环境与多元化文化氛围。这种独特的语言环境及氛围在教育政策上、语言本体的异变中、提供语言应用服务领域等方面对当地第二大族群语言---华语在当地的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科米萨罗夫的翻译理论视角下的《宝贝儿》汉译方法研究

科米萨洛夫是当今俄罗斯翻译理论界和翻译教育界的杰出代表,其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本文的翻译语料是柳·叶·乌莉茨卡娅的《宝贝儿》(Голубчик)。该短篇小说主要讲述了大学教授尼古拉·罗曼诺维奇爱上了少年斯拉瓦,并与斯拉瓦的母亲结了婚,最终把斯拉瓦教育成一个心理畸形的同性恋的故事。本文利用科米萨洛夫的翻译理论解决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我在美国家庭服务社做社工

由于外国身份及语言文化差异，中国留学生毕业后在美国找一份做社工的工作并不是那么容易。在研究生的最后一学期，我开始在求职网上检索。结果我发现，在美国，中英双语社工只在几个有限的大城市才有需求，远不及会说西班牙语的社工需求量大。偶尔遇到几个服务华人社区的机构，还希望你最好既会说普通话又会说粤语。     

语篇互文性与语用文化预设研究

互文性作为语篇研究的重要部分,是指一个文本对另外一个文本的吸收和改编。以往的互文性研究主要侧重于语篇发出者及文本背后的文本而未足够重视接受者,本文试图从语用文化预设角度将互文性研究同预设结合起来,借助一篇文本来分析两者之间紧密的联系,并强调出二者的结合是十分有必要的。     

多模态语篇的语境研究

［摘要］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多模态语篇分析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基础。它的层次化理论为多模态研究提供了三个角度：以表达层为出发点的角度、由内部开始，以内容层为出发点的角度以及以语境层为出发点的角度。研究多模态语篇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同一语境下，多个不同的符号系统是如何互补创造意义的。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角度就是“由上至下”从语境层出发，首先对多模态语篇的语境情况进行描写分析。本文以Halliday的语境思想为基础阐述了多模态语篇的语境变量的分析要点并做了相应的描写，为解决多模态语篇研究的重要问题迈出了第一步。     

宿州方言中的讳饰语及文化内涵

为了解宿州当地的讳饰习俗及其产生的文化渊源,调查了宿州方言中的讳饰言行,并分析了讳饰语规避的语义策略。宿州方言中的讳饰语可分为两种,一是避凶险、晦气的,如死亡、疾病、生肖等方面的词语,交际时,要把这类词语改为吉祥、如意的词语;二是避粗俗、刺耳的,如涉及两性、生育、排泄/排遗、残疾、相貌、饮食、婚姻、性格、取名等方面的词语,交际时,要把这类词语改为雅致、中听的词语。讳饰语的使用采用了语义的扬升、减弱、扩展和模糊等语义策略。宿州方言中的讳饰语浸润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它是我国中庸和谐之道的文化载体,是人们趋吉避凶的伦理情感的根本流露,同时也符合语言交际过程中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的共同要求。     

大学生法律人格与道德人格双重构建现状、问题与对策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培养敢于担当大任的青年人。目前,我国对法律人格和道德人格的认识尚不充分,更没有在法律实践和伦理道德生活中给予其足够的重视和保护。只有以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为根本原则,以培养和造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优秀接班人为目标,与高校实践教育活动紧密结合,才能从法律人格与道德人格两个维度上培养和造就新一代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