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符号和副语言符号的文化信息处理

文本中存在着大量承栽文化信息的语言符号和副语言符号。翻译界的“归化”与“异化”、“忠实”与“叛逆”争论不休,使得这些符号的翻译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依据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而拟定的翻译标准,对文化信息符号的翻译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人"命"即命运观念的形成

中国"命"即命运观念发生发展的基本线索大致如下:首先,其起源于原始社会,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这是有实物资料可以证明的中国"命"观念的发生时期.继而,这样一种观念延续至三代,并且此时我们已经可以找到极其丰富的资料.最初始的"命"观念资料来自占卜活动,它在发展中有骨卜、龟卜和筮占的不同形式.相比之下,语词所直接表达的"命"观念要在殷商以后开始出现.无论是占卜所体现的"命"观念,还是语词表达的"命"观念,都可以区分出两条线索:国家命运的线索和个人命运的线索.一般而言,正式文献记载如<尚书>、<诗经>中的<颂>、<雅>部分、<左传>和<国语>的主要部分反映了"命"观念的逐渐下移过程,即总体上是从商周时期的"国家命运",到春秋初年的"诸侯命运",再到春秋后期的"普通人命运".但我们切不可为官方的记录系统所"迷惑".事实上,更为"私密"的占卜手册<易经>就向我们显示或证明了这种状况.此外,诸如<左传>、<国语>中的一些记载也向我们呈现了不少有关"个人命运"观念的消息.中国人命运观中可预知观念和道德观念在殷周时期已经完全定型,西周末年出现了可预知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否定形式,必然与偶然观念则在春秋时期也已经初具雏形.而我们在春秋晚期所看到的"命"观念实际上已经与儒家和道家的"命"观念完全相同了.     

编辑活动起源评述

关于编辑的起源,目前学界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编辑起源唐宋以后,编辑起源殷商时期,编辑起源人类符号创造时期.探讨编辑活动的起源,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历史考证的问题,它关系到对编辑活动本质的正确认识.考察并认识这一问题,得出科学的结论,对更好地认识和发挥编辑活动在人类文化创造与传播中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体态语的文化内涵

体态语是非语言交际的一种手段,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符号系统和信息戚体.体态语在传输信息和跨文化交际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简述体态语在交际中的性质、功能、特点,进一步探索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及意义.     

国家典礼、民间仪式与社会记忆——全国奉安纪念与孙中山符号的建构

1929年6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举行了奉安大典,即孙中山灵榇由北平移葬南京紫金山仪式.这是一场由国家与民间共同操演完成、影响波及各地的全国性纪念仪式.期间,国民党全面掌控仪式的组织、宣传与动员,使奉安大典成为宣传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场域.一些地方政府还征用部分民间仪式资源,使民众更易接受与记忆.全国性奉安大典仪式展示了国民党领导的新生国家权力已经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国家意识形态得到有效宣传,孙中山符号得以建构,而国家权力在奉安大典的操演中也实现了神圣化.     

消费主义时代的文艺消费——评何志钧博士新著《文艺消费导论》

当文艺作品成为高品时,它也要遵循商品经济的法则.政治经济学原理认为,任何商品都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传统节日文化生存发展策略——写在传统节日法定化之后

当前,中国传统节日文化要得以生存与发展,有三个方面的工作是紧迫和重要的:提升对传统节日的"文化自觉",这是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生存之本,这方面媒体、学校教育、家庭、社区均有着重要的责任;重建传统节日的符号体系,在这方面,企业、商家和政府肩负着重要的使命;转换传统节日的参与模式,将封闭型的"血缘共同体参与模式"转换为适应现代生活的开放型的"业缘共同体参与模式",这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有着现实而又长远的意义,这方面,各类社会组织起着重要的作用.     

符号表征与族群认同——以文化符号解读旧村回族的族群认同

文化符号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述形式,通过语言、饮食、服饰、仪式、节日等形式可以多角度、多层次地呈现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意义。旧村的文化符号以民族性的基础和核心,同时与其他民族文化有机融合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回族文化体系。文化符合的存在样态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族群认同的样态和特点,通过辨异、约束、整合、规范等作用从内涵和心理上影响族群认同。     

鲍德里亚论消费社会中的符号法则及其意识形态布控

早期的鲍德里亚认为,符号法则构成了消费社会的首要法则。符号建筑在差异原则基础上,同时具有超强的意指性和永久的流动性,这使它顺利成为社会权利策略的组成部分。在消费社会中,日常生活平台上的所有物品都幻化成了符号,符号与消费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共谋,符号消费为人们制造了平等、晋升和关切的幻觉,成为一种更加稳定的、无意识的资本主义社会调节机制。通过符号学的解读,鲍德里亚触碰到了消费社会权力再生产的隐蔽机制,同时他也显示出强烈的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特征。     

“悲剧”的命名及其后果——略论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起源

现代汉语词汇“悲剧”可能是个外来词,原本是日本文化界为翻译“tragedy”而新造的一个日本汉语词.这个词大约在20世纪初被留日的中国学者习得并引入中国.由于未意识到该词外来语的性质,中国学者长期以来对之可能存在望文生义之处,过于重视悲惨故事和悲惨结局在“悲剧”文体中的决定性作用.20世纪初,中国学界普遍的救亡图存的心理对此种中国式“悲剧”观念的流行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因此,当中国学界以“悲剧”指称“tragedy”时,“悲剧”不复是“tragedy”的简单译名,而是将“tragedy”命名为“悲剧”,“悲剧”这个现代汉语词汇自身固有的多种中国式的意涵成了理解“tragedy”的先决条件.由是,产生了学界关于悲剧的诸多争议.就汉语语境来说,“肃剧”是对“tragedy”更为恰切的译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