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杂帖释文订正四例

二王杂帖是研究二王书法、生平和东晋社会、历史、语言的重要材料.目前所据最好的释文为《全晋文》,但其中有不少误释,如将“写”误释作“高”、“送”误释作“道”、“具”误释作“既”、“处”误释作“不可”等等,从而影响了对杂帖内容的正确解读,对此,本文予以订正.     

失译、误题之经年代的考证--以误题曹魏昙谛译《昙无德羯磨》为例

语料年代准确是汉语史研究的根本 ,语料鉴别本身也是语言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失译、误题之经语言学价值极高 ,数量宏丰 ,目前学界对这些经或弃之不用 ,或直接引用 ,均不利于汉语史研究。而通过考证 ,可以梳理出可靠的语料 ,弥补中古时期资料的匮乏。从文献学、词汇学、文化学三方面综合考证误题曹魏昙谛译《昙无德羯磨》会发现 :文献记载其非曹魏昙谛所译 ,其词汇面貌接近西晋以后译经 , 而戒法完善之“尼”在西晋以前更未出现 ,故其年代最早亦在西晋以后 ,极有可能是刘宋释昙谛所撰。另外 ,考证过程中应注意参照经的选择、区别性语词的提取、考证方法的应用等问题。     

《文选》李善注误引《方言》例考

《文选》李善注大量引用扬雄《方言》,经考证发现,其中有14例是李善误将郭璞《方言注》或其他典籍作为《方言》而引用的.通过文献比较和分析,对这十四条引文的来源作了推断.     

字与词的不相应所致误训探析——以《毛诗传笺通释》所驳旧注为例

由于假借字、同形字、古今字等用字、造字现象的存在,使得文字在记录语言的过程中,字与词的对应关系更加的不平衡、不整齐,出现了同词异形和异词同形等现象。古汉语虽以单音节词为主,但在记录多音节的单纯词时,字与词则为完全不同的东西。汉字独特的表意属性虽为我们解词提供了线索,但字形的构意并不同于文字在具体语境中的使用意义。这些都体现了语言与文字之间的矛盾性,使用字与造字不相应,文字与文词不相应,增加了训释过程的复杂性,以至于造成了诸多误训。     

陈元胜《诗品辨读》述评

陈元胜《诗品辨读》内容丰富 ,体式多样 ,在原文释义、难句辨读、籍贯考证等方面 ,亦时见胜义。但在品文校勘、人物生平、生卒、籍贯及文义诸项 ,也有不少误漏存在     

《汉语大词典》近代汉语方言词误释例说

《汉语大词典》中一些方言词语释义存在疏漏或不确,某些方言语料可以为我们提供准确释义的线索。文章利用这些方言资料,对《汉语大词典》中“判”、“响”、“”、“锥”、“滴”、“坑”、“炉”、“掠”“、扌歪”“、纂”、“猴”、“挺”等12个误释的方言词进行考辨,经过分析和论证,我们提出了自己的修正意见,以期《汉语大词典》修订时补充、修正之。     

胡适“家学”渊源的回溯性研究及释误意义评估

家学渊源回溯性研究对于重新认知胡适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文化意义。通过内在理路的梳理发现,蔡元培、梁启超、陈寅恪等所代表的传统文化阶层自觉或不自觉面向胡适家学渊源进行建构,试图建立汉学与胡适之间的隐性联结。将这种建构放置于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长时段架构中,折射出学术现代化与过度现代化发展的渊源脉络及其渗透、交替、演变的痕迹。家学渊源的释误对于胡适与时代而言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从一个侧面见证胡适学术的独立性和科学性,以及时代变迁下的胡适思想的变化与坚守。     

郑玄的方言研究

继西汉扬雄《方言》以后，东汉的学者比较多地注意到了各个地方活的语言。在他们的著作中，已有对于当时各种方言事实的描写和记载，如许慎《说文解字》，刘熙《释名》；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学者们的传往之中，如王选的《楚辞章句》，郑玄的《毛诗笺》、《周礼注》、《仪礼注》、乳记注》，何休的《春秋公羊传解访》，高诱的《淮南子注》、《吕氏春秋注》等。东汉学者注释古书，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则是“释雅以俗，释古以今。”‘’油于东汉后期正处于魏晋时代的前夕，因此这一时期的学者，虽然仍然以词汇研究为其主要对象，但是已经非常留意音韵…     

道俗相爱破阻力 有情人儿成眷属——杂剧《张于湖误宿女真观》与传奇《玉簪记》对比探析

在中国古代戏曲空前繁荣的元明时期,涌现出了大量的传唱千古的优秀戏曲作品。许多同一题材的作品被不同时代的剧作家赋予了新的涵义和时代精神,为中国古代戏曲的创作、演出开拓了新的局面。杂剧《张于湖误宿女真观》和传奇戏曲《玉簪记》就是同一题材、不同时期的戏曲作品。对比两剧的各个层面,可以从中领略古代戏曲独特的艺术魅力。它们的出现不仅丰富了人民的精神生活,还和其他的众多戏曲作品共同铸就了我国古代戏曲的辉煌。     

《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注释误漏举隅

《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一书的出版填补了我国文艺理论研究史上的不少空白.但由于此书成于众手,错舛之处亦在所难免,按页码顺序从该书中可拣出除刘禹锡部分(刘禹锡部分有另文论之)之外的、有明显误漏的注释十二条,并有翔实的史料可为此举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