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理角度阐释《红楼梦》的现代误读

陈文新教授的新著《红楼梦的现代误读》（齐鲁书社2008年9月版,以下简称《误读》）是该社策划的“中国古典名著的现代误读”丛书之一,作为丛书主编,陈文新教授在总序中指出,古典名著的现代误读这一现象从文化上看,乃是因为自“五四”以来,在一波接一波的批判、蔑视传统的革命浪潮中,中国数千年的精英文化传统失去尊严,作为其主要载体的古典名著被重估价值,误读就不可能只是偶然现象。而另一方面,现代学术的负面后果也是造成名著被误读的原因,在治学方式上,更为强调叙述和论证的条理化、逻辑化,更为强调概念术语和观念的国际接轨,不惜以剪裁、扭曲古典的思想和形式为代价来获得学术增长点,误读就成为一种可操作性很强的学术产出方式。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缺乏“了解之同情”,最初反映的或许是一种学术态度,但后来,它还反映了一种学术能力。     

被“误读”的降水概率

曾经有一个笑话,说某气象台接受记者采访时,记者问：“您预报下不下雨的根据是什么呢？”站长回答：“我们气象站有10个人,我每天都问他们今天会不会下雨,如果有两个人说会,其余8个人说不会,那么我就预报降水概率20％!”     

误读的文化成因探析

误读是运用不同的社会文化阐释体系对文本进行的不符合文本实际的解读。误读是客观存在的一种文学接受现象,文化的差异性和主体文化结构导致了误读的产生。     

回顾与展望--三次中青年红学研讨会的思考

全国中青年红学研讨会已经开过三次,首届会议的主题是强调回归文本,第二届会议的主题是文献、文本、文化在红学中的融通和创新,第三次会议是探讨<红楼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问题.本文对三次会议进行了总结,谈到红学研究中不但要回归文本,更重要的是超越文本,并且把<红楼梦>放在世界文学的大坐标中进行审视.在具体操作中,要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文本研究为轴心,以文化研究为旨归,从而去适应和推动21世纪红学研究的转型.     

文化传播障碍与文化误读

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由于文化传播者和文化受体各自文化的差异性而引起传播障碍和接受障碍,从而导致中国文化误读现象的产生。产生文化误读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中西价值观不同,中西伦理道德观不同等四个方面。清除文化误读现象则宜从选择合适的文化文本等四个方面着手。     

再论赛珍珠与中国文化

赛珍珠因受“五四”反传统思潮的影响 ,错误地全盘否定儒家经典、古代文学、科举制度和中国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和载体———中国古代文人 ,并在西方学术界、文学界产生不良影响 ,应予纠正     

影响与误读:谈《稻草人》对《快乐王子》的接受

叶圣陶的童话《稻草人》曾受到王尔德《快乐王子》的深刻影响。但是,在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稻草人》有意无意地放大了《快乐王子》中微弱的现实主义因素,并演绎成为中国童话创作的主要方法,对中国的童话创作产生了负面影响。     

余华小说在美国的译介与接受性误读

余华是中国当代文坛极少数在国内外都享有高知名度的作家,而美国又是其作品传播最为广泛、最具影响力的英语国家。余华在美国的译介研究既是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传播的代表,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在西方被接受的重要代表。美国对余华的译介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持续至今并达到高潮,呈现出译本数量多且形式多样、译介途径多元化、译介载体权威性、传播时间久、译本间隔时间短等特点,针对上述特点及余华作品在美国接受过程中的误读现象进行分析,可以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西渐及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鉴。     

变异与误读：论马雅可夫斯基对“十七年”诗人的影响――以郭小川、贺敬之为例

马雅可夫斯基在新中国“十七年”形成影响事实的同时也受到“十七年”现实语境及传统文化的过滤,以郭小川、贺敬之为代表的“十七年”诗人在热情宣扬马雅可夫斯基的同时,其接受行为已然发生了变异。由于深受苏联对马雅可夫斯基带有选择性介绍的影响,我国文艺界忽略了其未来主义思想中的分裂性、虚无性及俄罗斯民族文化中一些固有的悲剧性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马雅可夫斯基诗歌的误读。马雅可夫斯基对“十七年”诗人的影响并非“直接而深远”,而是具有一定的间接性、复杂性和浅层性。     

鲍德里亚走出了马克思？——从中国学界对鲍德里亚的误读谈起

在中国学者眼中,鲍德里亚自身的学术发展经历了从新马克思主义向后马克思主义的转向,而其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生产主义的批判和消费社会、拟像与仿真诸理论则成为中国学者讨论中国的消费主义和消费社会现象的理论武器.但是,这里存在着误读.鲍德里亚对生产主义的否定和对消费社会的批判是基于同一逻辑基础之上的;他选择象征交换理论超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其实并没有"走出马克思",是"接续"了马克思尚未展开的理论空间.因此,鲍德里亚的前后期思想具有许多的一致性.探讨中国学界对鲍德里亚的误读具有多方面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