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法”研究的边界及其方法拓展

法社会学的“活法”为“民间法”研究提供了对象，但“民间法”研究更需要纳入规范分析法学的框架内。以裁判规则构造为核心关注的“民间法”研究，实现了“民间法”和规范法学之间的逻辑关联。但此项研究存在着重重理论困局，外部观察者的视角使其无法捕捉“民间法”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真实运作。从学科边界拓展的视角，法社会学视野中的“民间法”研究应当进行更为彻底的社会分析，实现“民间法”研究视角由外部观察者研究到多元、综合的反身性视角转型，从而理解法律观念型构社会世界的复杂性。     

文化选择与生命格局——论孙悟空形象的文化内涵

人类是文化的产物，人类的生命需要是文化产生的永恒的动力。人的生命格局既受自身生命运动规则及人类的文化选择规范，同时文化反过来又对人生格局起到某种定格作用。《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的巨大意义就在于，他的生命历程与文化选择正为人类生命格局与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注脚     

“监察建议”作为行政程序证据的效力及其法治化路径——基于裁判分歧的分析

“监察建议”能否作为行政程序证据，既有裁判观点存在重大分歧。通过对各级法院45份裁判文书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对于“监察建议”能否作为行政程序证据之所以产生分歧，是因为对“监察建议”的性质判断存在误区；对其作为行政程序证据是否违反“正当程序原则”以及是否抵触“证据排除规则”的认识不同。有鉴于此，实现“监察建议”作为行政程序证据的法治化可以将“监察建议”区分为“未进入行政程序型监察建议”、“行政程序启动型监察建议”和“待证事实认定型监察建议”。另外，通过修订《行诉证据规定》限制性地认可“待证事实认定型监察建议”作为行政程序证据适用，并且扩充“监察建议”的证据材料形式，可对其作为行政程序证据的效力进行补强。     

论中央银行立宪

在具体的制度实践中,中央银行很少受到法律规制,因而导致货币权力的滥用并引发通货膨胀。应从宪法学角度研究中央银行权力的规制问题,以确保中央银行的存在有宪法上的依据,使中央银行各项权力的行使符合法治理念的根本要求。中央银行立宪主义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将宪法学上有关权利保障、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以及国家权力的配置与规范等基本理论,应用于中央银行的组织和运行过程,其研究对象是中央银行的宪政定位及其货币发行权。中央银行是作为国家公权力主体而存在的,是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和政府的银行。调整中央银行行为的法律,不应是建立在意思自治基础上的私法,而应当是宪法、宪法性法律及部门公法,并由此奠定中央银行立宪的规范基础。但是,一些实行联邦储备制度的国家,及实行私有中央银行制度的国家,甚至如英国等在名义上实现了中央银行国有化的国家,中央银行往往游离于宪政体制之外,几乎不受任何宪法性约束,这是货币宪法理论和中央银行立宪主义所要解决的首要难题。此外,中央银行立宪主义的研究还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即实证材料的真伪难辨,故在研究过程中应对各种史料和数据进行严格的甄别与筛选。     

浅论如何完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以非法证据排除为视角

1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存在的问题新刑诉法第五十四条首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录音录像制度对固定证据,打击犯罪,防止刑讯逼供、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排除非法证据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为此,新刑诉法第一百二十一条对侦查讯问阶段实行同     

约稿启事

官场"隐权力"专题研究"隐权力"作为一个新名词,近来受到广大专家学者的关注和热议。何为官场"隐权力",见仁见智,或可包括以下几种内涵:一是超越领导法定职权的一种影响力,二是与显性的规则权力相对的暗含性权力,三是领导的自由裁量权过大造成的衍生性权力,四是领导法定权力之外的特权,五     

在角色游戏中培养幼儿的自我控制能力

自我控制能力是幼儿社会化和情绪调节的重要成分,是自我对个人身心活动的监控和调节能力,它制止和发动特定的行为,以期符合社会和个人期待。角色游戏是幼儿期主要的活动类型,幼儿在角色游戏中得到发展的规则意识、观点采择能力,有力地促进了幼儿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     

实现社会公平须树立全面公平的执政观念

要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公平,执政党、政府和全社会都应该树立全面公平的观念,而不只是部分公平、基本公平或底线公平。所谓全面公平,是指在参与市场经济、社会分配和处理各项公共事务时都要树立公平观念,在各个领域的规则制定和机会分配中,以及在所有的财富分配和公共资源分配中都应该确立公平的原则。要将社会公平的原则落实到具体的法律法规、市场交易规则、企业内部规范、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公共资金的分配和使用等各方面的具体规则和行动中。     

景区开发应用BOT模式的风险控制研究

BOT模式是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倍受青睐的融资方式,目前在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及景区开发中亦得到广泛应用。本文在介绍BOT模式及其优劣势的基础上,从景区开发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分析了在运用BOT模式进行景区开发的过程中存在的法律、开发商选择欠妥、圈地行为和短期行为等风险,并提出通过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完善法律法规、选择合格投资者、发挥政府双重作用等方法,形成强有力的博弈规则以及制约机制,从而确保BOT模式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消除其潜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