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卫生支出规模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以来,中国政府卫生支出快速增长。本文利用2001-2017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深入分析政府卫生支出规模与两项居民健康指标——孕产妇死亡率和围产儿死亡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一是政府卫生支出规模的扩大能显著提高居民健康水平;二是政府卫生支出对于孕产妇死亡率的影响依西部、中部、东部的顺序递减,而围产儿死亡率的降低对于医疗卫生技术的依赖较大,对该指标的影响仅在东部地区显著;三是政府卫生支出规模存在门槛值,当政府卫生支出超过221.4亿元时,政府卫生支出的边际效应递增,而当政府卫生支出低于该水平时,可以通过提高女性的教育水平以及城市化水平来有效促进居民健康水平的提升。     

生活事件与老年人抑郁倾向:累积效应、社会后果与影响机制

生活事件是一种重要的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应激源,压力过程模型理论提供生活事件、抑郁倾向和个体社会经济地位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模式。本文利用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2014年和2016年数据实证分析60周岁以上老年人生活事件的发生时间和发生种类数对老年人抑郁倾向的短期累积效应,分析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生活事件与抑郁倾向三者之间的关系,探讨生活事件影响老年人抑郁倾向的社会后果及机制。结果表明生活事件对老年人抑郁倾向的影响具有短期累积效应,主要体现在事件种类数的累积效应,但事件的时间累积效应不明显。对三者关系的检验结果发现生活事件种类数的累积在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和抑郁倾向的关系中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社会经济地位在生活事件种类数和抑郁倾向间的调节效应不显著。生活事件对老年人抑郁倾向的累积影响表现在扩大了不同经济地位老年人心理健康差距的社会后果。研究认为老年人生活事件对抑郁倾向影响的累积效应是老年人心理健康不平等的一个形成路径。提高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的关键在于降低弱势老年人负性生活事件的暴露风险。     

部委声音

李毅 中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当前,经济的企稳回升主要靠政策和投资拉动,支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社会投资和民间资本增长乏力。在需求方面,目前也主要靠国家政策的引导和鼓励。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效应会逐步减弱。在保持政策连续性的同时,必须做好储备性政策研究,充实完善相关政幕,及时出台后续政策。     

产业结构差异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引言产业结构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变量,并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相互协调、相互影响的关联性.对中国城市管理者而言,有效识别决定经济增长的内生经济结构、合理规划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并通过制定相关政策优化产业结构,对城市的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和指导意义[1].     

FDI影响东道国就业规模的效应分析

加入WTO以来,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与日俱增,外资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FDI在为东道国带来资金和技术的同时,也对就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由外商投资动机、外资流入方式、外资流入对象、东道国劳动力市场状况及东道国引资政策所决定的.并且,FDI对东道国就业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往往表现出一定的时期规律.当前,就业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对我国来讲,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的现实情况决定了我国的就业形势异常严峻,而就业问题的解决对于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意义十分重大.鉴于外资的流入对东道国的就业效应具有不确定性,因此,采取合理、有效的引资政策是外来资本能否充分发挥就业积极效应的关键.     

论心理相容效应在管理中的具体运用

本文首先介绍了管理心理相容原理的含义,而后从管理主体与客体在价值观上的偏差、管理方法选择上的误区、管理者自身素质和能力不强三个方面分析了管理工作中存在心理位差的原因,最后对管理工作中出现的心理不相容现象进行了相应的调适,从而明确了心理相容效应在管理工作中的具体运用要求。     

后世博人才聚焦在“新”

2010年上海世博会直接和间接提供的就业岗位至少有数十万个,而后世博时代,人才效应能否延续？     

论辞格理论与辞格发展之间的互动

古代修辞理论与辞格发展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本文通过个案分析,证实了三点:其一,辞格的发展、演变本质上依赖于语言、文体本身提供的可能性,辞格理论的影响只是在发展方向上的诱导,并且这种诱导并不是总能成功;其二,这种诱导以理论被辞格使用者认同为前提,而特定文化背景或文学思潮可增强这种认同感,从而强化诱导;其三,当辞格使用者面对关于这一辞格的不同的甚至对立的理论主张时,他们会作出折中或取舍;而理论创造者面对辞格的发展变化,也有可能作出新的概括或补充。     

中国股市规模效应与账面市值比效应的稳定性

本文对中国股市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一方面,规模效应和账面市值比效应受到收益率计算时间间隔的影响;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规模效应已经消失,而账面市值比效应只在2003年以后才变得显著。这些特征与中国资本市场特殊的制度背景和过度投机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