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党建理论体系创新的逻辑进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建理论逐渐成为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党建理论创新有序推进,有序之“序”不但指不同时段采取的不同应对方略,更表现为逻辑上的演进规律。实事求是的认识论主线、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主线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论主线,构成党建理论体系创新的逻辑线索。党建理论体系创新在思维逻辑上的进路表现为,秉持“问题-对策”导向,遵循“高度-深度”路径,探索“历史-现实”归因。党建理论体系创新在实践逻辑的进路表现为,尊重党建理论的实践检验标准,遵守党建实践主客体相统一原则,遵循从总结现象到把握本质的规律。     

在差异中共进: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关系——基于《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比较

在马克思恩格斯对立或差异论的语境下,有关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期的学术思想关系研究体现为观点不一甚至相互对立,没有合理阐明并评价二者的真实关系。秉持思想史研究态度,借助细致的文本比较可以发现,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方面领先于马克思,促进并推动了后者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马克思则在哲学高度优于恩格斯,应当在哲学逻辑和经济学批判逻辑相互作用的视域中来理解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及与恩格斯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差异中共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抬高或贬低任何一方都是错误的。     

逻辑基础问题——一个金岳霖式的回答

王浩在评价金岳霖学术生涯时,曾经设想过一个研究计划但是没有实行,该计划实以"逻辑基础问题"为主线。金岳霖把自己庞大哲学体系的出发点归结为逻辑,但是在为逻辑建立基础的时候,遇到了"逻辑中心困境"。在晚年的哲学工作中,他接续自己早期关于逻辑基础问题的研究,认为这个问题对整个的逻辑来说太大,从而集中讨论了推论的基础问题,把推论建基在"思维的可能"和"历史的事实"之中。如果推论是逻辑的核心,那么,他的这个论题可以视为对逻辑基础问题的一个"金岳霖式"的回答。这个回答走出了他早期工作中遇到的困境,既体现出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和分别,也体现出"以哲学作为一项思想上的武器,为当前国家的需要直接服务"和"以哲学作为一项专门的学问来研究,直接间接为中国在国际哲学领域内争取较高的地位"的结合。     

《资本论》反贫困思想的三维审视

《资本论》作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巨著,蕴含着丰富的反贫困思想。本文通过对《资本论》反贫困思想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价值意蕴进行三维审视,全面解析了《资本论》反贫困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发展逻辑和价值向度,揭示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产生的前提、根源、秘密、加大与恶化、表现及后果、异化劳动等问题的理论逻辑,究明了无产阶级贫困问题产生与纾解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厘清了无产阶级消除贫困依赖的阶级力量、根本路径、历史必然、现实选择及全景路线图的实践逻辑,全方位呈现了《资本论》反贫困思想展示的立场、方法和观点,对人类反贫困和在理论上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与在实践上推动精准扶贫、改善民生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具有指导价值。     

自由的“双重面孔”——基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批判性考察

自由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展开了对自由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求解。在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语境里,马克思道说了自由的"双重面孔",即自由是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历史与现实、形式与实质的辩证统一。就自由与自然的关系来看,自然是自由的基础和限度,二者在"真正共同体"中得以统一;就自由与劳动的关系来看,私有制之下的劳动只是形式上的自由,雇佣劳动制度实质上却是一种剥削制度;就自由与资本的关系来看,自由只是资本的自由,它所透露出的是一种隐形的深层经济强制。正是在深刻体认"消极自由"的基础上,作为"自由之子"的马克思确证了谋求"真正自由"和"自由个性"的方略。     

从空间生产到空间体验:历史文化街区更新的逻辑考察

随着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旧城更新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部分,历史文化街区多分布于老城区或城市中心地段,因其地理空间位置以及特殊的文化遗产价值,成为城市更新的特殊空间。在以福州上下杭历史街区为例的考察中,发现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开发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实践过程,其空间重构遵循的是资本主导的生产逻辑与情感整合的体验逻辑双线并行。从"空间中的消费"到"空间的消费",从物的消费到文化的消费再到历史文化价值的符号消费,资本主导的生产逻辑是历史街区更新的主线逻辑。表现为开发物理空间的消费价值、促使文化消费转向,以及一以贯之的"城市增长机器"发展动力。而街区更新情感整合的体验逻辑,则表现为空间重构中人与人及人与空间的情感互动、空间行动者的共同情感建构以及个体情感与社会记忆的勾连。     

论媒介融合语境中的当代文艺传播场域

媒介融合是当代文化实践的显著特征之一。以此为切入点来审视当代文艺传播场域及其纷繁复杂的媒介化效果,有助于有效解读文艺现象、解决文艺问题,具有十分显著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媒介融合在媒介传播特质和传播逻辑等方面所带来的改变,不仅直接影响了当代文艺的传播方式,而且造就了与过往迥然有别的文艺传播场域。不同的文艺传播场域之间既共生共存又互相竞争,并由此逐渐构建起全新的传播范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文艺作品的传播前景。     

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三重逻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大论断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纳入我们党领导的社会革命谱系,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的内在联系,深刻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社会革命的本质。科学梳理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深刻回答新时代"革命是什么""革命从何而来""如何革命"的问题,对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