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梅尧臣对谢灵运的诗歌接受

宋人常以品格与诗风两个视角品评诗人诗作,对谢灵运其人其诗之接受因此呈现相对复杂之趋势,而这又与宋诗"开山祖师"梅尧臣具有特殊关联。梅尧臣对谢灵运其人其诗都持以积极接受的态度。他的山水诗以串联式的山水诗题、历时性的游踪线索、条理型的观景方式、精细化的摹景手法彰能于世,昭示出对谢灵运诗法的吸收、运用。梅尧臣之诗学主张反作用于谢灵运之诗史地位,一方面,谢灵运及其诗歌遭受到了间接贬抑,另一方面,在梅尧臣的影响下,宋人在参与接受谢氏其人其诗之中无可避免地客观接受了谢氏诗歌之精粹。梅尧臣对谢氏诗歌之接受深刻影响了宋诗风貌之形成。     

南朝江总山水自然之"康乐体"——以《〈游摄山栖霞寺诗〉 并序》 为例

谢灵运开创了中国古代山水诗的新局面,对后代文人山水诗有着重大的影响。历时1 60年后,南朝陈代重要文人江总在宫体诗盛行之时仍学"康乐之体"书写了大量的自然山水之作。随着诗学在南朝的发展,江总自然山水之"康乐体"对谢灵运有着鲜明的继承,但更有超越。江总将目光从宫廷转向山水、佛寺、庭院等自然风光,注重对景物细节的描写,刻画清新小巧的景致,在幽静、清冷的意境中以释对山水,蕴含淡雅、清幽的悲思。远离尘扰,在自然山水中抒发情思与人生感悟,而诗尾往往回归佛理,使六朝诗学实现了从"以玄对山水"到"以释对山水"的转变,为唐代实现"以禅对山水"做好了铺垫。     

沙尘埃里白玉 灌木丛中青松--论谢灵运的诗作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谢灵运之前,东晋诗坛上"玄言诗"占统治地位.谢灵运凭借其特殊的社会地位、出众的才华、别具一格的语言和新颖的内容,打破了诗坛上的沉闷滞浊状态,给诗歌注入了清新气息. 他把山水当做一种独立的美来对待,歌唱、赞美山水.自然山水成为其诗的主体,并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进入了作者的视野和艺术表现领域.谢灵运使两晋时初见端倪的山水诗,发展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山水诗派,实现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关键性的演变.谢灵运的山水诗,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田园"、"山水",异趣别情--浅谈陶渊明、谢灵运的归隐和诗作

陶渊明和谢灵运都是晋宋时期著名的诗人和隐士,都有着类似的仕而隐、隐而仕,最终又复隐的人生经历。但是,陶、谢二人归隐的目的、方式、角色以及他们的诗作则迥然不同。     

“巧似”抑或“自然”？——谢灵运山水诗艺术特征辨说

谢灵运在山水诗的创作中刻意锤炼词句,力求"巧似",山水景物描写努力追摹自然之真、巧夺造化之妙,以至于有些诗句达到了"自然"之境界.一言以蔽之:千锤百炼,力求"巧似","巧似"之极,便是"自然".     

论谢灵运山水审美的发生机制——兼论当下学界对谢诗“玄言尾巴”解读的失据

魏晋玄学与魏晋山水审美的联姻主要是通过三种途径完成的,具体到谢灵运来讲,他的山水审美则主要是从把山水之爱当作人的本能需求的角度切入的.由于把人的山水之爱归结为人的生命本性对自然美本身的本能追寻,而并不像有的士人那样,只将山水视为某种哲理或某种生命境界的展现,如此就使谢灵运的山水审美在形式上发生了重大改变:一是一改对景物静观默照式的悟赏,而为兴味盎然,近似疯狂的邀游;二是在山水诗创作鼢中对山水美本身有了更多的关注.谢灵运山水审美机制的改变与魏晋玄学对人性至善的积极肯定密切相联系,所以,我们认为他的诗歌总有一个玄言尾巴,主要是由于对于他的山水审美切入方式发生误读造成的.     

诗意栖“居”：从潘岳《闲居赋》到沈约《郊居赋》

崇尚清静优雅的山水自然，标榜避世闲居的隐逸思想是魏晋南北朝文人的普遍心理状态。无论是身体力行、投迹山林的真隐士，还是高居庙堂之上却企慕江海之志的附庸风雅者，均带有一种理想化的诗意栖“居”情结。而其中对于“居”为核心的哲理思考充分体现于这时期的三篇大赋：潘岳的《闲居赋》、谢灵运《山居赋》和沈约《郊居赋》。对以上三赋的主题思想、隐逸情怀及其哲学选择进行粗浅分析，有利于更好地把握这时期文人的政治文化心态。     

《易》对谢灵运及其诗文的影响

谢灵运诗文中,《易》典俯拾皆是,《易》理随处可掇。考察其中缘由,一是受到当时学术思潮的沾溉熏染。二是与陈郡谢氏家学密切相关。三是谢灵运一生沉浮宦海,多有所悟,加之天赋异禀、文思天成,所交师友、侪僚往往博学通览、不同流俗。故能够在化《易》入诗方面,"剪裁之妙,千古为宗"。     

古时怎样夸人“有才”

古人爱才，不吝夸奖，且用语每有新意，不落窠臼。●八斗之才三国时的曹操之子曹植，自幼聪慧过人，曾有“七步成诗”之佳话。南北朝时的诗人谢灵运说：“天下有才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谢灵运在自负的同时，对曹植推崇备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