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激素对植物盐胁迫的调控

在逆境条件下,植物激素对植物生长发育有重要的调控作用.本文主要就近年来植物激素对植物盐胁迫的调控及盐胁迫下激素分子的信号转导所取得的研究进展作一简要概述.     

徽商经营淮盐最早时间不晚于西商

《清史稿》等史料表明,明前叶经营淮盐的商人主体,是由西北商与淮商(又称扬州盐商)所构成。即该时期淮商不包括西北商。且在当时的淮盐经营中,也无陕商、晋商、徽商等一类称呼。从这种意义上看,不但徽商与西北商是处在不可比状态,而且连陕商、晋商是否为西北商主体也须论证。再据地方史料记载,徽州早在明初,甚至宋元时期,便有人迁往两淮,并有人在那里业盐。是盐法志科第记录表明,构成明前叶西北商主体者,为陕籍商人(另可能还有晋籍),而同时期的淮商主体,则只能是徽籍商人。且该时期在淮徽籍盐商绝不是一个小数,其科举业绩也早于西北商。故从这种意义上说,明前叶又是徽商与西北商同时在经营淮盐。明中叶以后,西北商加入淮商,与徽商一起构成新的淮商主体。     

论中国生态美学的原生性及其美学形态

中国生态美学建立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底色的水文化的根基之上,而与植根于盐文化的西方传统美学有很大的不同,表现为一种植根于水文化而极富水的意蕴的生命活动论生态美学形态,并由此构成其独有的原生性特质。这种特质在中国独具特色的山水诗、山水画、山水建筑与山水园林等山水艺术中得以具体体现,呈现出特有的生态智慧与美学魅力,这为中国美学的建设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传统资源。我们不能割裂传统而一味地盲目追随西方话语,否则就会造成话语建构中的根性失落与根基错位,而应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实需要出发,加强本土理论资源与文化传统的深入开掘,使植根于中国水文化传统而富有原生性特质的生命活动论生态美学,在当前生态文明的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油菜素内酯对黄瓜幼苗抗盐性的影响

为研究油菜素内酯对黄瓜幼苗抗盐性的影响,采用叶面喷施油菜素内酯的方法,比较分析了盐胁迫下黄瓜幼苗的部分生理指标.结果表明,油菜素内酯可以显著改善盐胁迫下黄瓜幼苗的生长情况,提高植株内可溶性糖和脯氨酸的含量;不同浓度的油菜素内酯处理有不同的抗盐效果,其中以0.2 mg/L的油菜素内酯抗盐效果最理想.     

论运河与江淮盐运

江淮运盐河始建于汉代,唐代以后,江淮运盐河一头联系盐场,一头联系运河,在运盐和漕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唐代依监察区建行盐区,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等长江流域的漕船载淮盐以归创造了条件.刘晏榷盐,扩大了淮盐行销的范围.设巡院缉私盐虽涉及不同区域,但以缉查淮盐为主.宋代,淮盐的行销区与唐代大体一致,兴修运河与兴修运盐河拧结在一起,重建了淮盐销往长江流域的通道.元代将江淮运盐河纳入江淮运河之中,揭开了兴修江淮运河的新篇章.明代,盐税占到国家财赋收入的一半,淮盐税收占到全部盐税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以淮盐供朝廷祭祀为先导,出现了为百官、卫所等配给淮盐的情况.清代进行土地赋税制度改革后,盐税在国家财赋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淮盐依旧是重点征榷的对象.晚清创"盐厘"制度并重点征榷淮盐,盐税始占清王朝财赋收入的一半.     

《甘泽谣》之杜甫二事补遗考略

从晚唐袁郊所撰传奇集《甘泽谣》出发,结合《唐书》及其他资料,对相关杜甫的二事进行了补遗及略考。一事为杜甫恃才傲诞,为人所厌,自青年至晚年,向来如此。另一相关事为杜诗《饮中八仙歌》中的人物之一焦遂,其人狂放不羁,好酒善辩,然其事迹仅见于《甘泽谣》,故显得弥足珍贵。此二事,对后人重新审视杜甫其人及考察其《饮中八仙歌》,都极具参考价值。     

论盐风化过程及其地貌意义

盐风化是一种重要的地貌过程,本文讨论了盐风化过程的性质、机制和强度及其地貌意义。盐风化包括盐结晶风化作用和盐水化风化作用两种类型。盐风化的强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盐类矿物性质和气候条件。高温和干旱相结合的气候最有利于盐风化过程。通过对未风化岩石和风化岩石的对比,证明盐风化发展的速率很高。Tafoni是盐风化发展阶段的一种重要标志。     

诗与歌、谣、谚、语

诗学批评界一向将诗与歌、谣、谚、语笼而统之为诗 ,实为不妥。诗与歌、谣、谚、语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同源异流 ,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它们产生的原因不同 ,现实的目的不同 ,发展的道路也不同。理清诗与歌、谣、谚、的性质和它们的关联 ,会有助于对中国诗歌发展及诗学批评纲领“诗言志”的理解。     

盐碱土绿化植物的应用与评价

对天津塘沽区、河北黄骅市、山东东营市等地的盐碱土绿化植物的应用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该地区有盐碱土绿化植物34科,87种;现已栽培应用的有63种,其中只有27.5%能耐中度盐碱,多数种类只耐轻度盐碱,没有一种为强耐盐植物;三个地区有野生及乡土耐盐植物种类24种 ,其中10种为很有价值的盐碱土绿化植物.     

宋代蜀道城市与区域经济述论

宋代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第二高峰时期,在城市的地域结构上出现了四大城市带,其中的蜀道城市带因其不同于汉、唐时期的自然人文环境而迅速崛起;蜀道畅达的交通,开放的交通网,为商品流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以茶马、茶盐贸易为龙头的商品流通潮,使西北秦陇市场和西南川蜀市场相互间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强大的经济辐射力,促进了以蜀道为轴线,以成都府、梓州、兴元府、洋州、京兆府、秦州等三府三州为支点的蜀道城市带的繁荣发达;蜀道城市带的崛起,是汉唐时期不可想象的,也是元明清时期无法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