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与生——《周易》“形式”观念探微

出于多方面的原因,传统"形式"美学的研究一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以西律中"的思维惯性,因此需在梳理原典的基础上建构传统"形式"观念的研究范式。作为"群经之首"、"三玄"之一的《周易》自是无法绕开的源头文本。由形而上与生命两角度分析,前者可探察"形式"生成的根本原因;后者则意在突破二元对立思维,探讨文学艺术形式的生发与目的,并以此归纳出《周易》"形式"观念:在"生生"循环之间,推崇善与美的统一。形上之"道"通过圣人运筹,将"物象"转化为"卦象",启益思想言行,以实现"形式"与"生命"的合一。最后,以画学为例,略论《周易》"形式"论对传统艺术"形式"美学的影响。     

论钱澄之以《易》理为旨归的易学观

出于对易学研究视野狭隘化的反省,钱澄之摆脱了象数之学与义理之学的束缚,主张站在《易》理的高度来审视象数和义理的关系。从阐述《易》理的角度出发,他高度评价易象的地位和作用,并扩大了易象的范围。在此基础上,钱澄之以阴阳为《易》理的核心,认为处理二者关系的最好做法是,在承认阴存在的前提下扶阳抑阴。     

朝鲜古代诗家对"象"的现象学阐释

作为一个诗学范畴,"象"是中国传统诗学中的核心范畴,也是基干范畴.由于古代朝鲜与中国在历史、文化上的亲缘性关联,朝鲜诗家在诗学批评中,对源自于中国传统的诸多诗学范畴甚至不加任何诠释地加以使用.从表面上看,朝鲜古代诗学范畴在内涵等方面与中国传统几无二致,甚至成为了朝鲜半岛古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我们可以把朝鲜半岛诗学与中国传统的关系理解为,朝鲜古代诗家对中国诗学的现象学阐释,特别是对于具体诗学范畴而言.朝鲜古代诗学中"象"的范畴,就是朝鲜古代诗家对中国诗学进行现象学阐释的一个典型.     

提高可拓层次法可拓区间数判断精度的方法

文章针对目前可拓层次法的可拓区间数判断精度问题,提出了一种统计融合算法.首先定义了一种用于衡量专家之间相互支持程度的置信距离融合度,并在此基础上构造置信距离矩阵和支持矩阵,然后利用最大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求取综合支持程度以剔除含有较大误差的专家评判可拓区间数.最后给出了实例应用,应用表明所提出的方法可以有效地提高可拓区间数的判断精度.     

模糊条件下方案净现值的统计分析

研究模糊条件下利用模糊统计分析方法选择评价方案,首先介绍了模糊数、模糊统计分析指标的运算及其排序规则,然后根据模糊条件下方案的类型,探讨了模糊统计分析方法如何应用于方案的选择,最后利用数值案例展示了模糊统计分析方法在方案选择中的应用.该研究为模糊条件下的方案选择提供了一种理论工具.     

国家典礼、民间仪式与社会记忆——全国奉安纪念与孙中山符号的建构

1929年6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举行了奉安大典,即孙中山灵榇由北平移葬南京紫金山仪式.这是一场由国家与民间共同操演完成、影响波及各地的全国性纪念仪式.期间,国民党全面掌控仪式的组织、宣传与动员,使奉安大典成为宣传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场域.一些地方政府还征用部分民间仪式资源,使民众更易接受与记忆.全国性奉安大典仪式展示了国民党领导的新生国家权力已经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国家意识形态得到有效宣传,孙中山符号得以建构,而国家权力在奉安大典的操演中也实现了神圣化.     

旅行与文学翻译的象似性研究

文章从"旅行"的文化特质分析入手,指出在人类的旅行情结中,人类始终处于一种"在途中"的追求"再生"的状态,旅行中的获得使得人类得以超越,从而顺利地实现人与存在的对话.而文学翻译实践,随着语言自身的发展和意义阐释的无限性,遭遇着无定译的宿命,而究其实质,文学翻译就是文本从一地到另一地的旅行,从一种语言文化到另一种语言文化的超越.从哲学的角度看,文学翻译实践与旅行具有极大的象似性.     

编辑活动起源评述

关于编辑的起源,目前学界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编辑起源唐宋以后,编辑起源殷商时期,编辑起源人类符号创造时期.探讨编辑活动的起源,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历史考证的问题,它关系到对编辑活动本质的正确认识.考察并认识这一问题,得出科学的结论,对更好地认识和发挥编辑活动在人类文化创造与传播中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乐山市中小企业发展透视

现状特点 中小企业是推动乐山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乐山中小企业数量多、分布广、发展快、影响大,在全市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2008年,乐山中小企业单位数达2657户,占全市工业企业的99．7％,比2004年新增567户,年均增加142户;实现营业收入636．8亿元,较2004年增长1．7倍,年均增长28．6％,占全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83．4％;     

“身份化”、“艺术化”与“象法天地”——中国古代服饰的美学特征及深层原因

中国古代"国"、"家"一体,"法"、"礼"合一的社会结构特点,对服饰提出了"身份化"的要求,使服饰成为道德的象征、行为的约束、表情达意的工具;中国古代以艺术与工艺相互渗透的"泛艺术"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结构,对服饰提出了"艺术化"的要求,使中国古代服饰突出了平面化、流线美的审美特征,发展了平面剪裁的服装制作方法;中国古代重结构、重功能的"阴阳"思维模式,使服饰受"天人合一"哲学观影响,通过类比与自然、人事之间建立起某种对应关系,"象法天地"成为服饰形制、颜色选择等的重要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上衣下裳"成为天尊地卑的宇宙秩序及君尊臣卑的象征,而天道定数、天圆地方、阴阳五行等观念都在服饰的形制、颜色上得到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