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监督与社会主义民主

社会主义民主是群众监督的前提和精神体现,群众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和发展动力,培养和提高全民族的群众监督意识和能力对社会主义民主发展有着重大的促进作用。从当前我国实际出发,加强群众监督的理论研究和知识的普及,提高人民群众的参与监督的水平和疏通监督渠道,充分开发、利用和保护社会主义民主资源,营造良好的监督环境等是培养和提高群众监督能力的基本途径。     

中部崛起与财政制度创新

促进中部崛起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是统筹区域发展新思路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提出的要求。本文在剖析我国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制约中部地区发展的财政制度因素,进而提出了加大对中部地区的资金投入、改革现行财税体制、调整税收优惠措施、在中部试行资源税改革等对策建议,以有效推进中部地区健康、快速发展,并促进我国中部崛起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从共识性出发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胡锦涛总书记的"6.25"讲话和党的十七大报告,给我们的突出印象,就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可预期、可预测。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决策已经告别了以个别领导人的意志和主张为转移的时代,进入了一个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以最广大的人民意志为决策依据的时代。     

达尔多元民主理论析论

达尔把民主分为理想民主和现实民主,认为现实中的民主不是多数人统治而是多重少数人的统治。不过,分析表明多重少数人的统治实际上仍然是不平等的精英统治。对于多元民主的困境,达尔相信可以通过发展经济民主、建立微型大众组织使多元民主进一步民主化,以不断切近理想民主而得到解决。总之,达尔的多元民主是在代议制框架下对民主的理想与现实、自由与平等的动态抉择。借鉴达尔多元民主理论,中国当今建设的应该是一种共时性的全方位民主。     

财政科技支出对城市创新的影响

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财政科技支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作用效果,研究其中介机制并进行异质性分析。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表明,财政科技支出能够有效提升城市创新水平;分位数回归表明,随着城市创新水平提升,财政科技支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呈现先增强后减弱的"倒U型"变化特征;城市区位异质性分析表明,财政科技支出对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城市创新水平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但对东部地区城市创新水平的促进效果更强。中介机制分析表明,财政科技支出会通过企业发明专利与引导城市投资集聚,提升城市创新水平,且东部地区中介效应大于中西部地区。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经济增长目标较高的地区,财政科技支出对城市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较弱。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比较优势

中国的民主是一种全过程人民民主。经过建党百年来的艰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断成熟和定型,能够更好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相较于西方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民主参与的广泛性、民主权利的真实性、民主实践的有效性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所以管用,就在于其能够依法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能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能够显著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水平。     

全过程人民民主：时代价值、运行基础与根本保证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我国民主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创新,开辟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新境界。就其时代价值而言,不仅深化了对我国民主本质及其实现形式的认识,概括出我国民主政治实践形态的基本特征,揭示了中国式民主不同于西方民主的显著特性,而且还将抽象的人民民主理念和价值具化为经验的、具体的民主实践,展现出中国式民主话语日益成熟的“自塑”式表达能力。就其运行基础而言,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理念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基础;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包含的民主体制机制,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基础;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广泛有序真实的参与,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基础。就其产生与发展而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党的领导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个内在统一、互促共进的过程。     

数字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民主化——基于江苏淮安“码上议”协商平台的实践考察

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江苏淮安“码上议”协商平台的实践表明,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协商民主,开启了基层议事协商的开放空间模式,打破了传统议事协商的时空局限,拓展了议事协商的公共领域,改变了基层公共参与“沉默的螺旋”状态,推动协商民主运转起来成为“旋转的陀螺”。“码上议”将调研融入协商的实践机制和多元主体的协商结构,强化了议事协商的公共理性,实现了议事协商从“众意”向“公意”的转换。而人民政协的桥梁作用和社会公众的跟踪监督,共同推动了议事协商结果的转化落实,助推基层协商民主实现过程民主与实质民主的统一。基层协商民主的数字化,驱动着基层公共事务的民主化治理。     

儒家传统如何支援现代民主——对亨廷顿问题的一种解答

本文针对亨廷顿在《第三波》一书中提出的问题 ,指出儒家传统支援现代民主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制度环境———市场经济和法治框架在儒家传统社会中的确立 ,二是思想前提———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经过自我限定之后 ,重新定位于社会中的个人。在此前提条件之下 ,通过儒家政治人这一中介环节 ,儒家传统中的精神要素 ,如忧患意识的责任伦理、天下为公的道德情怀以及修身正己的自律意识等将成为支援现代民主重要的文化资源。     

民主教育与民主社会公民的塑造——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的当代诠释

杜威并非教育无目的论者,而是主张教育目的应该内隐于教育环境、教育方法和课程设置之中.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实施民主教育塑造民主社会所需要的合格公民.民主教育的主要特点是: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地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在教育过程中施行沟通教育和个性化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