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特困村建设为主战场——涪陵区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

“十五”期间，涪陵区扶贫开发办认真贯彻落实《重庆市农村扶贫十年纲要（2001——2010年）》和《重庆市涪陵区扶贫开发规划（2002—2006年）》，坚持开发式的扶贫方式，坚持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工作方针，以特困村建设为主战场，以贫困户为主要对象，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加强“三基（基础设施、基本产业、基本素质）”建设为突破口，以实施扶贫培训和高山易地搬迁扶贫为手段，以加强贫困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为保证，强化科技扶贫，社会帮扶，扶贫资金管理和基层组织建设，不断创新机制，增大投入，强化帮扶措施，贫困地区发生了重大变化，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调整义务教育财政保障体制

2002年，我国对义务教育的总投入只占当年GDP（117251.90亿元）的1.84%，大大低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多数国家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     

文化融合促发展

“资金和技术有限注入的同时无限投入文化建设”，就能构建企业命运共同体，促进企业并购重组成功。     

上半年潼南财政工作成果多多

今年上半年，潼南县财政局为实现财政收入稳定增长，保障各项支出基本需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开拓创新，锐意进取，扎实工作，较好地完成了各项财政工作任务，为促进全县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困局中的乡镇财政——10省区20乡镇的调查

乡镇财政普遍建立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因为有了财政，乡镇政府的运行就有了一些新的特征，包括衍生的行为特征。90年代中期，在宏观方面分税体制的影响下，乡镇财政体制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现在的乡镇财政体制基本上是那个时候形成的。由于财政体制本身的变迁，也由于经济结构演进，乡镇政府的财政活动空前复杂。因此，研究乡镇财政的难度非常之大。     

扩大我国企业全球化融资渠道的五大新举措

在企业发展与个人创业经营中，资金不足往往成为企业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资金筹措成为企业经营者最难运作而又必须解决的课题。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我国企业扩大全球化融资，开辟企业新的资金来源渠道的问题已经摆到了经营者们的面前。     

农民资金互助社经营目标偏移的实证解释———基于社会资本视角

采用江苏省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的65家农民资金互助社2007年至2016年底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对影响农民资金互助社社员利益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由于社会资本的局限性,随着社员规模的逐渐增加、社员结构的趋于复杂化,农民资金互助社基于社会资本的信息、监督优势不断弱化,产生或加剧委托—代理问题,从而使互助社经营目标出现偏移,不利于社员利益最大化。     

中国城镇化与土地财政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通过建立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系统的多指标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5—2015年我国31个省市的城镇化与土地财政耦合协调发展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探究其时空分异规律。研究表明:从全国层面看,我国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的耦合协调关系经历了由失调衰退—过渡—协调发展三个阶段;从区域层面看,城镇化与土地财政的耦合协调关系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最高,区域内部协调度差异较小,土地财政相对于城镇化发展表现为"滞后—超前—同步"的演变特征;中部地区协调度及其内部均衡性次于东部,土地财政主要由超前型向滞后型或同步型发展;西部地区协调度最低,内部非均衡性也最显著,土地财政主要由超前型向滞后型转变。因此,我国应实行差别化的供地策略,提升城镇化水平和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减轻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以促进城镇化与土地财政协调发展。     

共享经济的节能减排激励制度研究——以我国《节约能源法》制度设计为视角

互联网技术与闲置资源的结合让共享经济迅速兴起,这一经济模式颠覆了传统商业模式,社会经济效益与低碳节能效益均十分显著。针对共享经济模式带来的新变化,借鉴域外实践经验,我国《节约能源法》应当通过制度设计将共享经济模式纳入节能减排激励范围,并从产权激励、财政激励及融资激励等方面完善共享经济模式下节能减排的激励制度。     

角式调节阀两相流模拟与结构改进

基于2003—2015年我国26个省、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重点考察了四万亿投资刺激计划背景下,各地区的财政货币政策对粮食价格波动的冲击效应及其差异。研究发现：中国粮食价格上涨除了受到生产成本因素驱动以外,还主要受到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引致的地方流动性过剩的影响,地方财政货币政策对粮食价格波动的冲击效应在四万亿投资实施前后存在明显的差异;四万亿刺激计划实施后,各地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才是新一轮粮食价格波动的主因,粮食类农产品因为自身的敏感和脆弱性,受到了财政货币政策引致的流动性泛滥所带来的最直接伤害;应注重财政货币政策的多重目标分解、梳理及协调配合,处理好“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寻求一个有效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