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性债务成因研究

对近年来城镇化加速背景下地方政府性债务扩张的内在逻辑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现行的财政分权制度以及地方政府间竞争加剧是导致地方政府性债务扩张的主因.文章在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后,验证了上述结论,并发现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宽松的货币环境和较低的融资成本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有鉴于此,我们从改革当前分权体制,官员考核机制与投融资体系入手,就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防范提出了一定的建议.     

面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财税改革框架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与"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目标仍有较大差距。现代财政是伴随着现代国家的构建过程产生的,在回顾近代以来国家职能和财政体制有关历史和理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建设现代财政的基本特征和原则,并针对我国财税体系在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央地关系、预算管理、债务管理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财税改革的总体框架和支柱,并就近期财税改革重点和突破口提出了建议。     

浅谈税务会计师在财税工作中的作用和意义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税收制度也在不断地健全,同时国家对税收的监管制度也在不断的完善,在企业的财务管理中企业的纳税筹划管理已经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另外,国家也正在加强对我国税务会计师的认证职能,并且在实际中也对税务会计师的岗位职能进行了明确的划分,这样在实际工作中有利于企业合理的进行纳税筹划工作,并且强化企业依法纳税的职能,减少纳税的风险,维护我国的法律尊严。同时,这样还有利于优化资源,降低纳税成本,并提高对资金的利用率,促进企业中财税管理工作的健康发展,在激励的市场竞争中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发展绿色经济的财税政策研究

随着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加剧,全球变暖、资源短缺等问题使经济发展面临严峻考验,实行绿色发展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措施。发展绿色经济需要相关政策的扶持,尤其是绿色财政与税收政策。在本文中,笔者从理论层面对发展绿色经济的财税政策的内涵与意义进行介绍,结合我国绿色财政的发展现状,对发展绿色经济的财税政策展开研究。     

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一些问题的思考

正一、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与河北相关的背景京津冀协同发展,应该说是水到渠成的。这是因为,第一,由习总书记亲自出面召集京津冀三方谈这个事情,这个层次建国以来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第二,习总书记讲京津冀协调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这是以往没有的。第三,习总书记谈到北京问题时讲,要对北京做一个"外科手术",从这个角度讲,中央的决心是比较大的。     

司法独立的干预分析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就著写了《政治学》一书，提出了议事机能、行政机能、审判（司法）技能的分权思想。中国在长达几千年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中一直维持着司法与行政不分的政治体制，直到鸦片战争后司法独立才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近几年，由于“许霆案”、“药家鑫”等案件的发生，学术界、司法界和舆论界展开了社会舆论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对立与冲突的讨论。本文将通过对法律监督制度和司法独立制度的分析司法独立的干预。     

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促进了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吗？

基于我国2003-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测算财政分权水平和财政分权效率,结合两阶段关联网络DEA测算绿色创新效率、绿色技术研发效率、绿色技术成果转化效率。结合理论模型与实证模型,分析了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财政分权水平、财政分权效率和环境规制都是推动我国绿色创新发展的积极因素,财政分权还通过影响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间接影响;但也导致了地方政府不注重绿色研发的短视行为。从不同时段看,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影响发生了变化,一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财政分权加大了经济刺激政策对绿色创新发展的挤出效应,但这在新时代以后得到缓解;二是2013年以后地方环境规制水平提升过快,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不利于绿色创新。从发展处于不同分位的地区看,财政分权对高、低分位地区绿色创新发展支持都稍显不足,但提高财政分权效率则能显著带动高分位地区发展;环境规制只在高分位地区促进了绿色创新发展,但对绿色创新效率较低的地区而言,过高的环境规制并没有实际意义。     

财政分权、户籍管制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基于公共服务分类视角的动态空间计量检验

本文分别从财政和户籍视角对基本公共服务进行分类,构建理论框架探讨财政分权与户籍管制对各类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测算了我国30个省2001-2013年各类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并运用动态空间自回归及面板门限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经营性”公共服务层面;放松户籍管制有利于公共服务供给但对发达地区起反作用,严格的户籍管制会刺激“软”公共服务供给并加剧户籍层面的公共服务非均等化;财政分权的户籍效应促使地方政府放松户籍管制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但对发达地区起反作用,从分类视角看则会抑制“软”公共服务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