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洛克鸣不平——与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理论之比较

通说认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优于洛克的分权理论,该观点忽视了两种理论产生及历史意义的国别性。洛克的分权理论所体现的内容反映了英国的国情特征,并非不成熟的“分权”理论。其历史地位与历史意义均超越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是自然法哲学思想中的重要转折点,对自然法的历史演进起着关键性作用。分权理论的真正奠基人是洛克,而非孟德斯鸠。     

财政分权、城乡收入差距对居民健康水平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通过内生增长模型得到了财政分权影响居民健康水平的关系.并利用2002-2014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考察财政分权、城乡收入差距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分权与居民健康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财政收入分权与居民健康水平存在负相关关系,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健康水平存在负相关关系.此外,进一步研究财政分权对居民健康影响的区域差异性,结果表明:东部地区财政分权促进居民健康水平的提高,中西部地区却抑制居民健康水平的提高.     

转轨时期我国财税铸币税效应内生性的实证研究

铸币税作为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的收益具有财政和货币的双重意义.文章旨在考察1986年以来影响我国铸币税征收的因素.通过实证分析确认,我国铸币税征收内生于经济转轨时期的财税紧张状况和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财税紧张引致了中央政府的融资需求,财政透支则是影响1994年之前铸币税征收的长期性因素.另外,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外汇储备不断积累,造成铸币税的大幅度被动征收,经济增长对于降低铸币税征收及通货膨胀风险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成因及对策

文章通过构建两组博弈模型,分析了大企业和小企业生产不安全食品的深层制度原因;重点指出了在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保护是造成大规模食品生产企业生产不安全食品的关键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治理食品安全问题的政策建议。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通货膨胀:机制和影响

本文首先指出国外关于财政分权对于地方政府行为和通货膨胀的作用机制在中国不适用,然后提出了中国的财政分权对于地方政府行为和通货膨胀的作用机制,并且用协整检验的方法研究了1980-2005年间中国的财政分权对于通货膨胀的作用机制以及表层决定因素和制度性根源,     

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下的土地财政困局分析

在2001-2013年的13年间我国土地出让收入累计为19.7万亿元,相当于2013年我国GDP的34.7%。土地财政在地方政府以GDP作为政绩考核标准的你追我赶的过程中,已经不啻于一剂"经济鸦片",调控政策中中央与地方的博弈正是地方政府竞争最为直观的表征。文章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厘清土地财政困局的动力机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重构中央与地方关系,约束地方政府收权的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向市场的"让权",从体制机制上找到破解土地财政困局的良方。     

分工视角下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奇迹,发展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经济政治形势以及中国产业分工结构和国际分工地位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分工与协调的视角下,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部署对进一步扩大中国有效市场规模、提高分工专业化水平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考虑到中国地区间资源禀赋和经济基础差异较大,需要破除“唯GDP论”,构建和完善地方之间分工合作的激励机制,以财税分享制度为抓手,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上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实现地区之间的差异化分工协作以及产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的市场化配置。     

论梁启超的非宪政观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较为全面准确地介绍了宪政理论,但其本人并未接受宪政理论,这表现在其有限政府观念的缺失和对具有干涉主义权能的国家主义的诉求,而有限政府观念的缺失使梁启超最终拒绝旨在消解忖国家权力能量的分权制衡理论,并对约束国家权力的法治主义持摇摆态度.因此,梁启超的思想带有非宪政色彩,而这种非宪政观根源于他对以群体为本位的积极自由的重视和对以个人为本位的消极自由的忽视.     

资源型城市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策略研究

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亟须实施接续产业替代资源开发战略.结合大庆财税体制实施状况,采用调查研究、归纳总结、逻辑推理和判断分析等方法,阐述了大庆市财政面临的困境,剖析了大庆市财政体制现状与主要问题,重点围绕成熟期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系统探讨了大庆市资源型城市财税体制深化改革的策略.     

论刑事诉讼权力配置的均衡

刑事诉讼权力配置的均衡不是指侦查、检察、审判三者权力的等量性,而是指三种权力的相互制约关系,足以使其对权利的不合法、不合理侵害降低到最低的一种状态。以此为标准检视我国刑事诉讼权力配置制度之不足,我们认为应当建立和完善如下制度:建立健全检察监督与检察控制机制,促进侦查、检察权力的均衡;完善控诉、审判互控机制,促进控诉、审判权力的均衡;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将司法权引入侦查阶段,实现侦查、审判权力的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