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央银行及其货币政策分析

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实施后,欧元区各参与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就不再由各国自己决定,而是由欧洲中央银行这个超国家机构决定。欧洲中央银行的建立,不仅是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一次质的飞跃,而且也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大的一次金融创新。欧洲中央银行不仅要通过制定货币政策及日常运行来协调欧洲复杂多样的经济活动,同时还将承受各种政治力量、国家利益等多方面的压力。欧洲货币联盟的稳定和欧洲经济的复苏仅靠欧洲中央银行解决是不大现实的,各国加快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并加强经济政治合作,才是唯一有效的途径。     

知识与智慧:现代文明中的二律背反

知识是关于具体事物的认识 ,关乎工具合理性 ,智慧则是人对世界和人生博大圆融的理解 ,关乎价值合理性。今日种种全球性危机 ,反映出现代人知识有余而智慧不足 ,重经济、科技而轻视人文、信仰 ,重工具理性而轻视价值理性 ,重智巧、谋略而不重德性、品格……这种种二元对立使现代人虽有强大力量却不能正确运用 ,使人类面临自我毁灭的危险。现代文明急需拥有与强大知识相当的高超智慧 ,它们是确保人类文明安然生存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内需不足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效应分析及建议

本文对内需不足条件下为扩大内需已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效应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其各自的局限性,进而提出综合配套运用各项经济政策和手段的建议。     

原生论抑或工具论——读《族群与边界》对于民族性的解释与思考

巴斯对于族群的边界、族群认同及族群间的互动等方面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族群是社会建构的,调查群体的实体和意识形态时注意力应该聚焦于群体边界,并把族群互动作为讨论的中心,认为族群认同的形成贯穿于吸纳和排斥的关系过程中。其对于巴斯的观点也作出了具体而详细的梳理,看到了田野调查对族群研究的重要意义。最后他将富尔人和巴加拉人的族群融合与拉迪诺人和土著印第安人的相互排斥进行对比,并通过民族性的原生论和工具论进行充分解释。     

中国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结构与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变

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是分析央行行为与货币政策执行情况的一个重要报表。我国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科目随着经济金融结构的演变经历了多次调整,本文梳理了我国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结构及其演变过程,重新编制1999-2018年的年度可比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通过解析各科目余额及其结构的动态变化特征,揭示统计数据背后的经济逻辑与政策实践、以及重要资产负债科目间的勾稽关系。研究发现：外汇占款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的债权是我国货币当局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渠道。过去20年中,两种渠道此消彼长反映出我国基础货币投放方式和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的两次重要转变与创新。在外汇占款大幅增长时期,货币当局曾通过频繁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行票据回笼过剩流动性。随着国际收支顺差收窄和国内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公开市场操作和创新型再贷款工具将成为货币当局主动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渠道。     

大数据背景下网络调查样本的建模推断问题研究——以广义Boosted模型的倾向得分推断为例

随着大数据和网络的不断发展,网络调查越来越广泛,大部分网络调查样本属于非概率样本,难以采用传统的抽样推断理论进行推断,如何解决网络调查样本的推断问题是大数据背景下网络调查发展的迫切需求。本文首次从建模的角度提出了解决该问题的基本思路：一是入样概率的建模推断,可以考虑构建基于机器学习与变量选择的倾向得分模型来估计入样概率推断总体;二是目标变量的建模推断,可以考虑直接对目标变量建立参数、非参数或半参数超总体模型进行估计;三是入样概率与目标变量的双重建模推断,可以考虑进行倾向得分模型与超总体模型的加权估计与混合推断。最后,以基于广义Boosted模型的入样概率建模推断为例演示了具体解决方法。     

美国财政与货币政策对我国的外溢效应及其应对

基于两国开放经济NK-DSGE模型,本文重点分析美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冲击外溢对我国产出和通货膨胀的短期及长期影响,以及国内宏观调控应该如何应对。研究发现：受美国连续量化宽松政策释放巨大流动性的影响,我国在2008年危机中受到了美国调控政策的经济危机转嫁;国内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对国内货币政策的敏感度高于财政政策;采取降低利率的经济刺激方案不会挤出私人消费和投资,宜作为未来短期调控的主要手段。     

为什么美国学生数学差?

出国留学,是近年来家长关心的热门话题,并且有越来越低龄化的趋势。但中西教育到底孰优孰劣,却众说纷纭。我们特邀在美国工作生活多年的冯禹教授撰写系列文章,告诉您真实的美国教育,一方面有助于反思国内教育,另一方面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帮助家长做出适合孩子的选择。     

“双碳”目标背景下我国双支柱宏观调控体系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双碳”目标的实现是一个经济社会向绿色低碳转型的长期持续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经济绿色转型既需要中央银行完善货币政策体系为其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也需要创新宏观审慎监管体系防范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转型风险。经济绿色转型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的权衡、政策工具的优化和创新、政策传导渠道的疏通等提出了挑战;而转型风险的防范对宏观审慎监管中转型风险的识别与评估、资本和流动性管理等监管工具的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构建支持“双碳”目标实现的双支柱宏观调控体系需要将气候目标纳入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创新支持绿色转型的中长期货币政策工具,优化碳减排支持工具,扩大再融资合格抵押品范围,疏通绿色货币宽松向绿色信贷宽松的传导渠道,提升政策效果;宏观审慎政策方面,在构建转型风险识别和评估机制的基础上,优化资本和流动性管理等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实现促进绿色低碳转型和防范转型风险的激励兼容。与此同时,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提升政策的可信度,将有利于提升双支柱政策的前瞻性和有效性。     

京津冀城市群生态环境规制效率的空间关联网络研究

在不同的技术前沿面下运用基于松弛变量的效率评价模型（SBM）对京津冀城市群中13个城市2009年—2020年的生态环境规制效率进行测度,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构造生态环境规制效率的“关系数据”,以此为依据通过社会网络分析（SNA）方法探究京津冀城市群生态环境规制效率所具有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结果表明：一是京津冀城市群的生态环境规制效率呈现显著的差异性,总体表现为北京和天津大于河北（各城市）的特征。二是网络整体有较强的稳定性,北京、天津和保定等以溢出效应为主,处于“引领者”地位,而张家口、承德、衡水和邯郸等以接收其他城市的溢出效应为主。三是块模型分析表明,北京、天津、石家庄和保定为“净溢出”板块;衡水、邢台和邯郸为“净受益”板块;承德和沧州为“双向溢出”板块;廊坊、唐山、张家口和秦皇岛为“经纪人”板块。依据研究结果,给出提高京津冀城市群生态环境规制效率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