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阳：新旧腐败案引发的冲击——巨贪王怀忠的“廉政语录”

这是“巨贪”王怀忠落马之前，任安徽省阜阳地区专员、地委书记、市委书记的6年多时间里．在历次大会小会上曾多次强调的“廉政方针”。与他同时进行的贪污腐败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历史总是带着某种嘲笑的意味，回首这些．让我们不禁要对今后政坛上仍会响起的这些反腐“豪言壮语”加倍小心     

给“特定关系人”补上一拳

近日,湖州司法机关对浙江省交通厅原厅长赵詹奇及其情妇汪沛英案件的公诉、审理,分别给了贪官和情妇一记重拳。这第一拳是:将特定关系人所收钱款纳入到贪官受贿的总额中去,使贪官再不能通过特定关系人分流受贿额度,得了便宜做了"好人"又不担责任。     

论"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若干疑难问题

家庭成员共同受贿是当前受贿犯罪的重要表现形式,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都存在较多争议,文章在考察"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的理论基础上,对"家庭型"共同受贿的形式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探讨共同受贿犯罪数额的认定问题.     

华中抗日根据地建设廉洁政治之实践与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华中抗日根据地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建立廉洁政府＂的政治纲领,进一步建立与健全法律制度,加强干部队伍的思想、作风建设,实行以法治为基础的综合治理,为党的反腐倡廉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贪污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岂能降低贪官量刑标准

去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刑法修正草案的审议过程中,曾在公安部任职的牟新生委员提出＂贪污贿赂罪以不涉及死刑为好＂的建议。牟委员的＂贪官免死＂论一出,即招无数网民反对。现在看来,这个降低贪官量刑标准的提案彻底泡汤了。不过,在现实中,对贪腐官员变通从宽发落的做法依然存在,前几年官员贪贿几百万元就可以判死刑,现在＂提涨＂了不少,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也不判死刑。     

干部赌博成风

近年来,干部赌博愈赌愈烈,参赌干部从企事业单位发展到党政机关、司法机关,级别越来越高;赌博行为从偷偷摸摸到公开无忌;赌博地点由国内向境外延伸;赌博方式由传统赌具发展到电脑;赌资由私款变为挪用公款——     

论我国受贿罪立法的缺陷与完善

我国的受贿罪立法存有诸多缺陷,其主要表现在受贿罪主体规定欠缜密,对贿赂对象的范围规定过于狭窄,将"为他人谋利益"作为构成要件的规定扭曲了受贿罪本质,受贿罪罪名体系和刑罚设置缺乏科学性。而完善受贿罪立法必须采取扩大受贿罪的主体范围;将受贿罪"贿赂"内容扩大至"不正当好处";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以"利用职权"来替代"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改变单纯以数额标准作为量刑根据的做法,增设罚金刑与完善资格刑等对策。     

论拍卖交易中的获利是否属于贿赂

受贿罪是我国刑法中的重要罪名,国家工作人员的不可收买性是受贿罪侵犯的客体。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商品交易的形式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在经济效应最凸显的领域,也正是腐败现象最容易滋生的地方。本文以拍卖交易中的获利是否属于贿赂为题,围绕受贿罪中的关键因素贿赂的认定进行研究,以期引发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为有效惩罚犯罪提供依据。     

中国刑法受贿罪立法沿革历程探究

受贿罪是刑法贪污贿赂犯罪一章中规定的最重要的罪名之一。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惩治受贿犯罪的刑法立法沿革历程,可以发现1979年的《刑法》、1982年的《决定》、1988年的《补充规定》以及1997年的《刑法》均有对受贿罪具体内容的详细规定,受贿罪立法对于规制此类犯罪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国家立法机关适时对受贿罪构成要件加以修正和补充,基本适应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但今后受贿罪立法还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     

“戴帽工资”发生的现象及治理对策

“戴帽工资”是指在职工正常工作获得报酬之外,在个人收入中多出来的那一部分资金,这部分资金以职工的名义出现,但并不归职工支配使用。“戴帽工资”的产生严重损害了职工、企业的利益,影响了干部形象,败坏了干群关系,助长了不良风气,不利于企业的和谐稳定发展和公平与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