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经济学思考——山东省茌平县个案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发展,目前农业和农村经济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据统计茌平县70％以上的贫困人口是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农民群众医疗保健得不到有效保障,已成为直接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前不久召开的山东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会议上,确定茌平县为全省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县。由于刚刚兴起,对于其经济学以及管理学思考是由切实必要的。通过下文的一系列论述,提出了一些对于合作医疗的实施切实可行的意见以及建议。     

职业教育的经济学思考

职业教育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活动 ,由于其固有的特性却很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自我调适 ,并往往因投资不足而陷入发展乏力的困境。本文试图运用经济学的观点对职业教育的经济价值、经济特性作一些初步的探析 ,并提出若干政策性建议 ,供政府决策参考。     

贫困地区的劳动力素质与经济增长

基于人力资本的理论，本文提出了研究中国贫困地区劳动力素质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及定量分析的数据收集层次。中国贫困地区个案实证研究表明，贫困地区劳动力的身体健康水平、劳动技能水平与知识教育水平都与其家庭经济收益大小有着某种线性关系。因此，今后贫困地区的扶贫资金导向应向提高劳动力素质方面倾斜，这是贫困地区能否全面脱贫致富的关键。     

贫困脆弱性视角下产业扶贫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

产业扶贫作为我国扶贫工作中一项重大政策,客观评价其对农村家庭未来相对贫困的影响效果,对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以自我发展能力、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资本三个维度构建风险响应能力,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法和Bootstrap中介变量模型法对参与产业扶贫是否抑制农户相对贫困及其作用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农户通过参与产业扶贫可以显著降低农户相对贫困的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和自我发展能力在产业扶贫降低相对贫困程度影响中发挥了显著中介效应,而社会资本并未在其中发挥显著中介效应。     

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的演进历程与未来取向——基于“赋能、赋权—资本积累”的贫困治理分析框架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与贫困做斗争,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的庄严承诺。站在这一历史节点,我们基于发展经济学理论构建了一个“赋能、赋权—资本积累”的贫困治理分析框架,试图对中国共产党消除绝对贫困的治理历程进行讨论和分析,以此探求其创造减贫奇迹的内在机理。本文基于对现存治理问题以及兼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有效衔接乡村振兴这一未来战略目标的综合判断,提出“十四五”阶段以提升脱贫人口内生动力为赋能治理导向、以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体制改革为赋权治理导向的建议,以期为下一阶段的贫困治理提供借鉴。     

后发展地区“贫困文化”话语：在学界与公众之间

以文献分析和扎根编码的方法,分析不同主体对“贫困文化”的理解,发现：部分研究运用“贫困文化”理论以解释经济或教育欠发达地区的文化表征,使得西方话语构建的“贫困文化”在国内学界话语中发生变形。“贫困文化”逐渐被构建成贫困地区文化的集体表征,即“贫困文化”的集体表征是具有区域性的,倾向于认同经济后发展地区带有这种文化特征;公众对“贫困文化”的理解则倾向于个体表征,即“贫困文化”的个体表征主要集中在个人特征,认为“贫困文化”是个体主观意识不强或能力不足所致。同时,对“贫困文化”的认知在学界与公众之间出现趋同也说明,带有发展主义阶序关系的价值评判方式,已逐渐通过话语权力的影响,将“贫困文化”作为区域性的文化表征推向公众认知领域。这使后发展地区的人们成为“贫困文化”的指称对象,难以真正摆脱思想意识上的贫困。因此,学界话语有必要在了解不同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丰富“贫困文化”的基本内涵和表征,从而构建后发展地区经济与文化协调发展的良性关系。     

要素禀赋、农户分化与农业价值链技术选择偏向

基于551份猕猴桃种植户调研数据,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将猕猴桃种植户分成发展型、规模种植型、劳动力富裕型三类,实证检验种植户类型对有机肥施用、新品种采纳、猕猴桃网络销售三个价值链技术活动选择的异质偏向性,分析农机补贴、产业组织检测、技术培训三个组织支持变量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发展型对于三个价值链技术活动及其联合采纳的选择偏向性高于其他类型,劳动力富裕型种植户对价值链技术活动的选择偏向性低于其他两个类型种植户。三个组织支持变量对同一类型种植户参与不同价值链技术活动以及不同类型种植户参与同一价值链技术活动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因此,针对不同类型价值链技术活动参与特征以及组织支持调节作用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湖北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实践特征、理论内涵与政策启示

建设湖北自贸试验区是新发展阶段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系统性探索和战略实践,从动态演进论与制度变迁、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论以及公共经济学的公共物品供需视角,对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意义予以系统研究。研究发现,湖北自贸试验区围绕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投资领域改革、促进贸易转型升级、推动金融开放创新、创新驱动发展以及服务国家战略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实践,逐步形成由浅入深、由线下向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由共性领域向特色领域逐步延伸、从前项到末端统筹安排、借鉴与创新并举以及集中推广与自主运用相结合的改革创新发展路径。研究认为,推动湖北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充分发挥其在破解地方深层次结构性发展矛盾和扩展增长赋能空间上的功能内涵,需要在顶层制度设计方面,加强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相互衔接,通过完善监管体系设计、提升行政服务效率来转变政府监管职能和健全市场监管,构建由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共同组成的、与国际规范兼容协调的法制框架和政策体系,统筹为国家试制度、出经验的全局性战略目标与谋求为地区经济发展注活力、添动力的局部性现实需求之间的激励导向; 在具体实施路径层面,持续优化开放平台、营商环境和加强口岸智慧功能建设,着力培育和强化大城市、大枢纽、大口岸、大平台、大产业以及一流的营商环境等,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多维量化评估指标体系,实现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实践探索、经验成效审视验证、赋能社会经济发展以及长远建设规划目标的有机协调统一,助力湖北建设新时代内陆开放新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