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湖南民族地区

城镇化是指把农村人口逐步地向县城、建制镇及一般集镇(多数为乡政府所在地)转移,使农民转化为市民,同时各中小城市接纳有合理、稳定收入的农民在当地安家落户,享受住地的公民待遇。对于相对贫困落后的湖南民族地区而言,其发展水平要想赶超全省平均水平,就必须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贫困的思想根源与新时期反贫困模式选择探析

<正>在我国,反贫困问题依然是当前重大而紧迫的问题。长期的反贫困措施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很多地区还未真正摆脱贫困。回顾、反思和检讨我国反贫困理论和实践的历程可以发     

试析青海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与实现小康的差距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十六大”确定的重要目标。边远、落后的民族地区能否实现小康事关全局。本文就青海目前的发展现状和差距及如何实现民族地区的小康社会作了一些探讨。     

甘南藏族自治州小康社会建设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其中基本判断有两个：其一，“总体上已经达到小康水平”；其二，“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难点就在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这是由民族地区的四个因素决定的，即民族因素、贫困因素、边境因素和环境因素。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甘南藏族自治州在中央和甘肃省的财力支持下，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但由于起步比较晚、经济基础薄弱等原因，     

转型加速时期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结构性贫困研究述论

文章认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社会转型加快时期的贫困问题基本上是结构性贫困,并对这种结构性贫困问题的具体特征及其产生的社会危害进行纬度结构分析,最后系统地从建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提出了治理路径。     

异质性视角下中国农村居民减贫效应研究——基于FGT贫困指数的分解新方法

在我国即将完成脱贫攻坚背景下,异质性在居民减贫并防返贫进程中逐渐起到关键作用。本文通过反事实分析法将收入分布变迁分解为均值、方差以及残差三种变化,进而将其引入贫困分解中,对我国农村及区域贫困进行分解。研究表明,引入收入分布变迁贫困分解结果具有稳健性,且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效应与离散效应存在非对称性,提高收入已不足以弥补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贫困加深效应,而异质效应和离散效应间存在对称性,居民异质性在减贫进程中逐渐起到关键作用。同时从区域视角看,东部区域异质效应减贫效果明显高于增长效应;中部区域增长效应和异质效应均具有显著减贫效果;而西南区域增长效应的减贫效果最显著。     

民间组织参与我国贫困治理的角色及行动策略

民间组织是参与贫困治理的重要社会力量。在我国扶贫开发进程中,民间组织在贫困治理中扮演了扶贫资源有益补充、践行微观贫困治理理念/技术、专业扶贫服务供给等多种角色。民间组织的贫困治理行动是民间组织汲取各类资源并将其传递到扶贫对象的过程。在大扶贫格局中,民间组织扶贫资源汲取已由传统的社会领域延伸至政府部门和市场领域,形成了慈善捐助、政府购买扶贫服务、市场化运作（社会企业）等多种扶贫资源汲取策略。相应的,主要形成了项目机制、市场机制两种扶贫资源传递策略。项目机制的运用表明了民间组织在分化发展的过程中扶贫资源传递的整合,以及民间组织与政府部门协同推进贫困治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市场机制（社会企业）是民间组织扶贫行动的策略创新,对民间组织独立实施贫困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老年贫困的类型与成因探析——基于鄂东白村的考察

利用来自湖北省一个村庄的质性调查材料,探讨了农村老年贫困的类型与成因。农村老年贫困既有经济贫困,也有社会贫困和文化贫困,家庭结构性因素是导致老年人经济贫困的关键,村庄价值层面的因素导致老年人社会贫困和文化贫困的产生。三种类型的老年贫困之间是有层次的,处在不同阶段的老人贫困层次不同。老年贫困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解决此问题既需要着眼长远的政策调整,也需要现阶段个人、家庭、社会以及政府的综合性协调努力。     

促进就业抑或强化“福利依赖”?——基于城市低保“反福利依赖政策”的实证分析

促进有劳动能力的失业低保受助者重新就业,是反福利依赖政策的根本目标,也是规避救助依赖的重要方式。采用城市低保的实证调查数据,分析反福利依赖政策对城市低保受助者就业行为以及失业后再就业积极性的影响情况。研究表明:反福利依赖政策具有"双重效用",既可以促进低保受助者就业,但也可能降低未就业受助者找工作积极性与再就业意愿,强化受助者救助依赖心理,导致新的福利依赖问题。由此提出:要适当调整现行的反福利依赖政策,加强对就业困难低保受助者的直接就业援助;由解决"收入贫困"问题转向破解"能力贫困"问题,构建以教育和技能培训为重点的就业支持体系,加强对适龄劳动力低保受助者的就业能力培养。     

滇西边境农村社会救助减贫成效及其制约因素——以澜沧县为例

澜沧县是滇西边境的民族聚居区,该县农村社会救助在保障贫困者基本生活和缓解支出型贫困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减贫成效增强了边境民族聚居区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和国家自豪感。然而,该县农村社会救助减贫成效也面临诸多制约。一方面是制度自身发展不足的制约。包括经办监管能力弱、家计调查实施难、以户施保制约救助精准性、医疗救助待遇"捆绑"问题严重;另一方面则是特殊县情的制约。包括因灾致贫人数多、地方财政能力弱、艾滋病感染者和跨境婚姻贫困家庭等特殊贫困人员增多。此外,乡村金融服务滞后和对有劳动能力贫困者的就业帮扶不足也制约了农村社会救助的减贫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