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消费与农村贫困问题研究

在我国农村消费中一直存在着消费质量不高、消费环境不好、消费观念落后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农民收入不高、城乡差距过大和消费成本过高造成的。因此,解决农民消费问题的关键是提高农民收入,使农民摆脱贫困现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教育和引导农民改变落后的消费观念,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减少中国贫困人口的规模。     

从“争贫”到“弃贫”:农村贫困治理历程中非贫农户的角色演变——基于桂中H村的田野追踪分析

在农村贫困治理历程中,扶贫政策执行的路径依赖特性塑造了基层行动者的策略性“变通”行为,由此衍生出非贫农户“争贫”与成为贫困户后“弃贫”的二元逆向选择样态。基于桂中H村的田野追踪发现：在建档立卡期间,由于政府帮扶资源具有的显性福利与隐形利益,识别机制错位加剧了恶性竞争与简约治理下的“变通”处置,使得非贫农户以“身份的特殊性”与“弱者的武器”进行“争贫”,进而增进个人利益最大化。但在脱贫攻坚时期,由于个体脱贫压力与村庄舆论持续性“差序”传播形成的“涟漪效应”,行政考核压力与政策执行压力逐级加大,迫使被认定为贫困户的非贫农户采取各种策略“弃贫”,以消除贫困“污名化”的负面效应,进而降低自身的被关注度与舆论风险的社会放大。     

坦桑尼亚的贫困状况、减贫策略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尽管非洲减贫任重道远,但作为新世纪新非洲的典型,坦桑尼亚卓有成效的减贫工作给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文首先剖析了导致坦桑尼亚极端贫困的根本症结,进而全面审视了它所采取的建设性减贫策略,并针对我国新时期贫困问题和扶贫工作所呈现的新特征,系统而战略地探讨了坦桑尼亚减贫经验对我国做好新时期扶贫工作的启示。     

贸易自由化、经济增长与减轻贫困——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经验研究

贸易自由化是增加还是减轻了贫困?这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本文试图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构造一个联立方程组模型,利用中国的省际数据来分析贸易自由化对贫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全国数据的回归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提高了贫困人口的收入;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数据回归结果显示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内陆地区贫困人口收入提高的边际作用更大;反事实估计显示出沿海地区由于参与贸易自由化的程度远大于内陆地区,因而沿海地区的省市贫困人口收入有大幅的提高,而内陆地区贫困人口收入提高幅度不大,有些省市甚至还出现了下降;通过引入交互项,本文进一步发现贸易自由化通过经济增长对减轻贫困的影响随贸易自由化程度加深而提高。     

经济转型、非正规就业与城镇增长的穷人受益性

本文在住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基于穷人受益型经济增长的分析思路,讨论了1988～1995年和1995～2002年期间,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扩大对我国城镇贫困状况变动的影响。本文的基本结论表明,两个时期的经济增长都以扩散效应的形式惠及穷人,富裕人群从经济增长中的获益要高于穷人;并且在后一个时期中,穷人受益的程度更加高于前一个时期。在Sharpley分解的基础上,本文还根据收入构成对分项收入惠及穷人的程度进行了分解分析,发现在1995～2002年期间,来自非正规就业的收入的穷人受益程度相对较高,并且成为这一时期穷人受益总指数高于前一时期的主要原因。     

贫困研究新范式的建构与中国城市贫困研究的新视角

本文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在对以往贫困研究的解释范式及其蕴涵的方法论进行批评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关系论代替实体论,从地位结构观转向网络结构观的贫困研究新范式的建构策略,并提出从结构嵌入的角度,以社区与个体为切入点,进行中国城市贫困研究的新路径。     

关注高校贫困生的心理贫困

近年来,我国社会和各高校在不断采取措施扶助高校贫困生"物质贫困"的同时,逐渐忽略了他们的另一种贫困——心理贫困。在贫困生中产生的一系列不良的心理表现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而如何帮助贫困生摆脱沉重的思想负担,解决异常的心理问题,已成为摆在广大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居民收入差距测量的方法和指标

在现代发展经济学中,经济学家提出了许多分析规模收入分配差别的方法和指标。在这些方法和指标中,有的是由收入分配理论推导出来的比如说洛伦茨曲线、基尼系数、库兹涅茨比率、沃尔夫森“极化指数”等;有的则是从统计学中发展出来的,比如人口(或家户)众数组的分布频率、测度大多数人(或家户)所覆盖的绝对收入范围、以及测度最低或最高收入对平均收入偏离度的离散系数等;有的是从其他相关或相近学科中引入的,比如来自物理学的泰尔指数等。这里介绍几种最常用的。